“每次遇到災害，我們都要反思，但為什么每次反思之后，災害還會降臨在我們頭上？這次，全世界都看了北京的笑話。”北京市政府專家顧問團顧問、中國災害防御協會副秘書長金磊痛心地說。
金磊認為，防災減災是技術問題，但更是理念問題。“去年非典期間，我們曾幫政府研究防災問題，但至今沒有得到回應
。”
一是體制建設不順暢，至今還沒有一個綜合減災的管理機構。
早在1991年，日本就成立了東京都防災中心，該中心擔當著全市防災行動指揮部的作用，針對隨時可能發生的地震等災害，采取有效的應急行動。近年來，為了把首都東京建設成為能夠抗拒強災的城市，日本政府正在推進一項稱之為“放心居住城市”的計劃。紐約市也早在1996年就成立了應急管理辦公室。
去年發生的SARS危機，暴露出北京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應急反應機制不健全的問題。2003年9月14日，時任北京市代市長的王岐山表示，市政府正在醞釀建立一個全方位的城市預警系統和應急指揮系統，以防范各類突發事件發生。據稱，該應急系統將覆蓋全市社會生產和市民生活各方面，涵蓋了重大交通事故、消防安全、重大動物疫情、公共衛生突發事件、城市基礎設施安全、反恐與重大刑事案件、安全生產、防震減災、防汛抗旱等多個應急處置子系統。但這個系統至今還沒有建成。
“為什么推進速度這么慢呢？問題可能出在‘屬地管理’難于擺平上。”金磊說。
二是城市的減災對策存在問題。這主要反映在防災減災的預案設計不到位。
金磊解釋說，現在所有的單一災害都有預案，但各自的預案往往互相矛盾。防洪避難的預案是讓大家往高處走，把避難處設在高架橋上；但地震避難預案又讓大家往低處走，忌諱把避難處設在高架橋上。應該提倡交叉研究，單一災種預案在設計時應該聽聽其他它災種防災專家的意見。
其次，任何一個單一災種的預案，都應站在全市安全的角度上，看看災害是否有擴大的趨勢，或一個災害是否會延伸，形成其它災害，應該將單一的防災辦法納入整個防災體系中。但目前全國還沒有一個城市這么做。
三是法制建設上，需要制訂《城市綜合減災條例》。
(譚新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