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沒人管
1996年，李德玉從寧夏農村來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鞏留縣塔斯托別鄉打工，一干就是9年。
最初，他從一家農業開發公司承包了幾十畝荒地，開始以改良鹽堿地、種糧為生。
后來，他把老婆也接了過來，并在這里生了4個
兒女。后來，到這里開荒種地的人越來越多，幾戶變成了十幾戶，又發展為上百戶。一個自然村落慢慢形成，雖然政府并沒有認定這個村的合法性，但這里的人們把它稱為升長開發村。
按鄉政府提供的數字，到2005年，這個自然村有178戶，950人。村里的村民說，實際人口要多于這個數，但政府不知道，因為這里沒人管。
按村民的說法，這里是“四沒村”，沒電、沒水、沒路、沒人管。
全村只有3家有錢用太陽能發電照明，其他人家中都用煤油燈或是清油燈、蠟燭。雖然這里離鄉上只有7公里，距離有電的村不足兩公里，但他們也只能望電興嘆。鄉政府不同意給這個沒有建制的村通電。
村民平時吃的水就是村邊用來排放鹽堿的水渠中的鹽堿水，又苦又澀。記者在現場看到，渠里的水十分渾濁。村民告訴記者，水倒進水缸里，起碼得兩個小時才能澄清。很多村民說，他們初來時，一吃這水就鬧肚子，時間久了，好像肚子也習慣了。冬天他們都吃雪水。村民說，雪水比渠水好吃多了。
村里通往外面的路只有一條，但嚴格說這不是路，泥濘、凹凸不平，其中有兩公里路連騎自行車都很難騎。
雖然這里已經住了千余人，形成了一個自然村，但這里并沒有村小組，沒有村委會，沒人管治安。
“這里是個無政府村。”村民們這樣說。
“鄉政府除了來收土地承包費以外，什么都不管。”村民馬玉成說。
“我們希望政府來管我們，不希望這里成為什么世外桃源。”另一村民說。
這樣的“無政府村”在塔斯托別鄉還不止升長開發村一個。
在距離升長開發村15公里的地方，還有一個庫爾旦村也是同樣。
庫爾旦村的形成和升長開發村大致相同，但這里的人更多，據村民稱，這里起碼有400戶，2000多人。
庫爾旦村與升長開發村不同的是，這里有電，有一所未經批準而開辦的私人學校。其他和升長開發村都一樣，沒有村小組，村委會，沒人管計劃生育。
兩個自然形成的村子為了能有人管，多次找到鄉里，希望政府能在村里開辦學校，更希望自己生活的地方有組織有政府。
“我們希望過上好日子，但這離不開政府的支持。現在這種無政府情況，我們找不到資金，沒有信貸，生活生產都受到影響。”一村民說。
“我們大人多是文盲。但我們不想讓自己的娃再是文盲了。村里很多娃現在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進城連廁所上寫的男、女都不認得，我們看著心急啊。希望政府能救救我們的娃娃。”李德玉眼里的淚在打轉。
上學沒人管
在升長開發村，“村民”們把一份按滿了手印的材料送到記者手中。
這是一份全村6歲到15歲適齡兒童要求上學的簽名，孩子們不會寫字，只好按手印。
記者數了一下，有520個適齡兒童的手印。
庫爾旦村村民告訴記者，他們村只有部分孩子在村里上了私辦的小學，還有400多名適齡兒童沒有上學。
兩個村加在一起，有近千名適齡兒童失學。
“我們多次找過鄉政府，希望能解決這些孩子的上學問題，但他們都以我們的戶口不在本地為由，拒絕了我們。”升長開發村村民木沙說。
38歲的木沙說，他看到村里的孩子整天亂跑，大一點的就放羊放鵝，6歲到18歲的孩子基本上都是文盲。2001年他決定辦個學校，讓孩子們能識點字。于是他賣掉了自己家的兩頭牛，用3500元買來了木頭和磚料，準備蓋3間校舍。
還沒動工，鄉政府就來人阻止，并告訴他，如果蓋學校，就收回他的承包地。
但木沙還是想辦學校，他就將自己家儲物用的一間房子騰出來做教室，偷偷收學生。
木沙說，他的學校收費都是象征性的，主要是把帶課老師每月300元的工資湊出來，家庭經濟好點的一個孩子每學期交20元，經濟困難的只交1元至2元。
木沙找來一個外來打工的有高中學歷的青年給孩子們上課，只教語文和數學。
但就是這樣，全村也只有150名適齡兒童來上學，因為這間教室只能擠下50名孩子。
2001年8月學校開學，150名不同年齡的孩子分3個班輪流上課，每個班上兩小時。教室里沒有課桌，沒有凳子，只有一塊用三合板做的小黑板。
“只要一見鄉上來人，就趕快讓學生解散，學校辦得偷偷摸摸的。”木沙說。
但這個學校很快就關了。因為很多家庭交不起學費，開不出老師的工資，老師走了，學校只好關了。
13歲的馬成玉告訴記者，當時家里為了讓他上學識字，拿出20元交了學費。上學的那一天，他高興極了，他把老師發的課本揣在懷里，睡覺時都不肯放手。
但他只上了一個學期的學，當老師告訴學生們學校要關了時，他哭了。馬成玉說，那天好多同學都哭了。
從那以后，馬成玉又拿起了放羊鞭。
馬成玉見到記者時說，他現在只認識10個字，數數只能數到100。
記者在紙上隨手寫了“上學”兩個字給馬成玉認，他低下頭，而后搖頭表示不認識。
今年15歲的蘇里麻乃（小名）沒有上過一天學。他對記者說，家里有4個孩子，自己是老三，家里沒有錢，看到別的小伙伴上學，自己很是羨慕，沒事就跑到教室的窗外向里面看。他15歲了，但是一個字也不識，連大名也沒有，每天就是放羊。
村民們告訴記者，現在他們大多認識到沒文化不行，只要家里有些錢都愿意讓孩子上學。雖然當時木沙辦的學校不正規，但孩子能識點字，現在連這么個愿望都實現不了。
為這事，村民們不斷向政府反映，但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樣的：你們不是這里的人，戶口不在這兒，想上學，鄉上縣上的學校大門都是敞開的。
可村民們說，這里離鄉上有七八公里的路，想上學就得住到鄉上，要上中學就得去幾十公里遠的縣上，這要花很多錢。村里只有幾家能有錢把孩子送到鄉里或縣里上學，住在親戚家。但大部分家庭沒有這個能力，只能眼睜睜看著孩子成為文盲。
庫爾旦村也有個私人辦的學校，54歲的辦學人馬玉彪是鞏留縣的老人，來新疆30年了。1998年，馬玉彪賣掉了自家的一間房子、14頭牛和140只羊，來到庫爾旦村辦起了一所小學。
他說，看著那么多娃娃天天在鹽堿灘上跑，什么都不會，太可憐了。希望娃娃們能睜開眼睛，不要再像他們父輩一樣。
可是，馬玉彪辦的這所學校至今沒有合法手續，他找過政府許多部門，答復都令他失望。“我現在是合理不合法。我想不通，眼睜睜看著這么多孩子失學就不非法？我拿錢來辦學反倒成了非法？”
他拿著學生的成績單告訴記者，“這些學生今年就要小學畢業了，也許他們從此再也進不了校門了。村里沒有中學，讓這些學生住到縣里上中學，經濟條件根本不允許，等待他們的又將是失學。唉！”
馬玉彪說，13年來只有8個孩子到縣里上中學，縣里去年才同意接收。
生娃沒人管
在升長開發村，村民們告訴記者，這里每家都有好幾個孩子。千余人的村子，孩子占了一半還多。庫爾旦村的情況也差不多。
升長開發村36歲的蘭志堂有4個孩子，他說，這里多數家庭都有這么多孩子。
“這里很多人都不知道計劃生育政策，都是些文盲。也沒有政府的人指導我們。”42歲的蘇占云告訴記者，自己知道計劃生育還是在外面打工時知道的，當時自己已經有4個孩子了，日子太難過了，再生就養不起了。
很多村民都說，他們過去并不知道怎么計劃生育，不了解該采取什么措施，也沒有人來村里告訴他們應該怎么做。都是稀里糊涂地一個接一個地生，日子越過越窮。
為了能有人管管村里計劃生育的事，馬玉彪曾向一些部門反映過，向縣里一些人大代表送過材料，但也沒用。
有村民告訴記者，因為這里無人管，慢慢地就成了超生基地。一些人專門到這里來生孩子，孩子生下來就走了。
45歲的馬忠仁有5個孩子，他說現在村里多數人都想計劃生育了，可因為沒文化。也不懂措施，動不動就懷上，但打胎很多人又付不起錢，沒辦法只好生下來。
生下來的孩子就成了黑戶。
馬忠仁的女兒馬米奶7歲隨父親到這里，去年她22歲嫁到外縣去了，但還是黑戶。
據村民們說，到這里后長大成人的青年有近200人，至今沒有身份證。因為沒有合法的身份證明，這些年輕人也無法外出打工。他們成了家，又要在這里生兒育女，他們會不會像他們父輩一樣也無計劃地生育？
村民們說，這種擔心不是多余的，因為現在沒有人管。
鄉政府：不該我們管
對升長開發村和庫爾旦村的情況，鄉政府是了解的。
“但這些不該我們管，因為他們不是我們鄉的人，他們的戶口不在這里。”塔斯托別鄉黨委書記李強說。
升長農業開發區開發始于1996年，當時國家為了改良草場，出臺有償投資開發政策，國家投資80％，地方拿20％。國家在塔斯托別鄉投資200萬元進行渠、橋、澆灌等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受益部分，80％償還國家。在這個政策引導下，塔斯托別鄉與擁有草原證的牧民達成為期10年的承租協議，由鄉政府牽頭將劣質草場承包出去，用收取的承包費償還國家投資，10年后將改良后的草場返還給牧民，一舉兩得。
于是，鄉政府將3000畝鹽堿地承包給了以農業開發為主的克拉瑪依華龍公司，并簽訂了承包合同，2004年12月31日到期。
據李強書記介紹，華龍公司在經營到第5年時，出現連續虧損，于是私下將所承包土地轉包給了從甘肅和寧夏來這里打工的農民，合同期限3年至5年不等。承包改良土地期間，只收取土地承包費，每畝地一年50元至70元不等。
到2004年鄉政府和華龍公司的合同到期，鄉政府欲將承包的土地返還給牧民時，這才發現來這里開發土地的打工者已安營扎寨。
“開發荒地讓我們來，我們把所有精力和希望都投入到這片土地上，等到鹽堿地變成了耕田，卻要卸磨殺驢，趕我們走了。”一些村民對鄉政府的態度很是不滿。
“當時來承包土地時，鄉政府曾許諾到時可以解決我們落戶的問題，可現在鄉領導換了幾任，承包合同也到期了，卻沒人承認當時的承諾了。”村民們認為鄉政府不守信譽。
但鄉政府卻認為自己并沒有錯，均在按法律辦事。“鄉政府是將草場承包給了華龍公司，至于華龍公司又轉包給了這些打工者，在法律上鄉政府并不承認。感情歸感情，法律歸法律。”鄉黨委書記李強說，更何況現在合同已經到期，鄉政府有權根據需要收回承包地。這些打工人員應回到他們的原籍，我們也沒有義務安置他們。
在鄉政府看來，這些打工者沒有當地戶口，因而他們的子女上學問題、計劃生育問題理所當然不該鄉政府來管。如果讓他們在這里落戶，就得撥給他們土地，鄉里沒有這么多土地，而且鄉政府也沒有這個權力，需要上級政府批準。“鄉政府為了能平穩地讓這些合同到期的打工人員回原籍，為此鄉里特地拿出了350畝地給這些人員，讓他們在生產生活上有個過渡，不至于在遷移中損失太大，希望他們能在兩年內遷走。”李強書記說。
可鄉政府面對的是拖家帶口的兩個村600來戶，3000多口人。鄉政府也意識到這個事情越來越復雜，越來越難辦了。
伊犁州鞏留縣教育局一位人士告訴記者，孩子失學的問題縣里還是很重視的，教育局也多次去鄉里調協，但有些事情得政府決定，不是教育局能說了算的。對馬玉彪私人辦學問題，該人士稱，承認其合法性還不成熟，如果要納入公辦，必須符合一些基本條件，但目前馬玉彪辦的學校還不具備這些條件。
這位人士坦率地對記者說，如果在兩個村子辦學，就等于承認了他們的合法身份，那么縣里的“普九”工作壓力就非常大了，很可能過不了關，會拖縣里“普九”成績的后腿。
鞏留縣計劃生育委員會一位瞿女士稱，兩個村的事縣里都知道，也曾會同有關部門一起協調過。因為那里的人沒有在這里落戶，因而一直按流動人口管理。她說，目前鄉級計劃生育部門的人手非常少，力量很薄弱，這兩個村的計劃生育問題需要縣、鄉、村“三級聯動”，計生、公安及其他職能部門合力解決。她同時承認，在計生問題上，對流動人口不應有任何歧視。
鞏留縣一位人大代表稱，對這兩個村的問題，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戶口問題可以商量、可以通過法律的手段解決，但孩子上學、計劃生育問題政府必須管，這是政府的職責。政府應將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作者：記者
劉冰 李潤文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