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農民劉福成日前給施正榮、劉永行、黃光裕、陳天橋、魯冠球、丁磊這6位“中國富豪”分別寄出了一封求助信，對他來說，這6封信就是他的6個希望。這是因為他的女兒患有先天性心臟病，需要一筆不菲的醫療費用。他在想，只要這些富豪能有一位向他伸出援手，他就可以實現救治孩子的夢想。（詳見今日早
報12版） 這樣的弱者求助富豪的行為，在我心中掀起無限傷感的波瀾。我覺得，類似這樣的行為，是源于一種完全個體主義的貧困觀，是因為貧困者把貧困和苦難完全當做自己個人的事。當他們靠自己的努力無法改變噩運時，他們獲得救助的思維，依然還停留在“施恩觀念”。施恩式的救助，我們在影視劇中時常見到。比如，在封建舊社會，每至年節之時，一些大戶有錢人家就“開門散糧”或“置鍋分粥”。 而事實上，在文明、法制、健康的社會，像他這樣的困難，最應得到公共救濟，而不是民間救濟。需要強調的是，我這樣說，絕沒有否定民間道德自救的價值意義。但是，當人的生命已經到急需搶救之時，如果還讓這樣的貧困者去選擇民間自救，如果貧困者還只知道選擇民間自救，這難道不正說明公共救助機制的失靈嗎？ 如果不能改變長期以來對困難群體救助缺乏統一標準，只是臨時性救助的現狀，如果不能通過相關的法律制度讓困難群體明白應該具有怎樣的接受求助的權利，應該選擇怎樣的接受救助程序，并保證這樣的救助程序可操作，恐怕我們的社會像劉福成這樣抱有傳統“施恩觀念”的貧困者，就不會越來越少，我們也就只能無奈地面對更多的貧困者那悲苦絕望的表情了。江蘇單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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