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晚，我一夜未睡，思緒萬千，朱德總司令的話，鑄在我的腦海里。他的話雖不多，真是字字重千斤呀！我要時時刻刻把朱總司令的親切的教導銘刻在心坎上。 劉志堅也去向朱德請示，朱德指示：“搞分裂活動的只是張國燾等幾個人，紅四方面軍也是紅軍，他們也反對蔣介石，打土豪、分田地，主要的是缺少政
治工作；你們要留在這里，多做工作，特別是基層政治工作。” 有了朱德的指示，李伯釗、劉志堅等人的心里亮堂了，斗爭有了方向，有了干勁。李伯釗和同志們在紅四方面軍中埋頭工作，經常深入到基層連隊，開展政治工作，啟發大家認識張國燾的錯誤。李伯釗還利用自己的文藝特長，向廣大戰士進行文藝宣傳活動，獲得了廣大紅軍戰士的好評。李伯釗等人以多種方式宣傳黨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針，并指出南下是錯誤的。漸漸地，他們使很多指戰員醒悟了過來。
李伯釗立了一大功
李伯釗對黨忠誠，對黨的事業無限熱愛。無論何時，都對黨的信念沒有絲毫動搖。1936年6月，李伯釗離開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一起長征，三過草地。后來，李伯釗隨部隊到達洮州，康克清回憶了當時她與李伯釗在洮州相會的情景：
我們黨校到達洮州時，聽說李伯釗生了重病，高燒不退，還大口大口吐血。我急忙跑去看她。她過草地時就覺得不舒服，一到甘南就再也支持不住，躺倒了。她已好幾天不吃飯，兩眼深陷，簡直叫我不敢認。她一見我，淚如泉涌。用那瘦骨嶙峋的手緊緊抓住我的手說：
“克清！我活是共產黨的人，死是共產黨的鬼。若是不行了，請把我抬到陜北，我一定要回到陜北黨中央去！”
她的話使我激動得流下熱淚，兩人又一次緊緊地抱在一起。我邊哭邊對她說：
“你一定能活著回到黨中央去！”
她在張國燾的強大壓力下，曾寫
過幾支歌頌南下的歌。后來認清了張國燾的真實面目，明確表示堅決擁護北上方針。她要用自己的行動表明這個決心，我明白她的心跡。在長征路上，她像親姐妹一樣幫助過我，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這時站在一旁的傅連璋醫生，也被我們兩人的話感動了。他說：
“你們放心，我一定盡一切努力挽救伯釗的生命。這是我保留的一支退燒針，現在就給她打上，只要能退燒，就有希望……”
到達洮州后，紅一、二、四方面軍就要勝利會師了，但張國燾并沒有停止他的反黨分裂活動。
一天，李伯釗在洮州遇見了代表黨中央前來迎接紅二、四方面軍北上的彭德懷。彭德懷對她說：“黨中央想搞到一份張國燾在松崗開會另立‘中央’的會議記錄，你能不能找到傅鐘同志將這個記錄要來交給我？”
李伯釗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很快找到傅鐘，向他轉告了彭德懷的意見。傅鐘拿出會議記錄，并說：“這個記錄應該交給黨中央。于是，李伯釗將會議記錄交給了彭德懷轉中央。”
這個記錄，是張國燾分裂黨的重要罪證。李伯釗在反對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中勇敢機智，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康克清在朱德總司令的指導下，堅持黨中央的正確方針，勇敢地和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做斗爭。她協助朱老總做了大量的反分裂工作，使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遭到有力回擊
做朱老總的得力助手
1935年6月，康克清隨朱德總司令、劉伯承總參謀長參加了左路軍，與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繼續北上。誰知到了阿壩，張國燾卻在召開的四川省委擴大會議上，借口噶曲河漲水不能通行，要改道南下，公開反對黨中央的北上方針。在會上，朱老總義正辭嚴地抵制了張國燾。從此，張國燾便采取種種手段排擠朱老總，并封鎖消息。后來，朱老總和劉伯承聽說張國燾派他的親信黃超到紅5軍任政治委員，又派李特到紅9軍團煽動大家反對毛澤東和黨中央。他們不放心，派康克清到這兩個部隊去看看，了解一下干部的思想情況。康克清回憶說：
我先到紅五軍找到吳仲廉，她是我的好朋友，從井岡山上下來長期一起，先在宣傳隊，后來又共同領導女子義勇隊。她說，還在阿壩時，張國燾就鼓動大家南下。紅五軍從軍長董振堂起，都不贊成張國燾的主張。最初許多人都不愿在左路軍受張國燾的氣，要求脫離左路軍，跟中央紅軍北上抗日。后來聽董振堂傳達了朱老總的意見，又聽說朱總司令和劉伯承總參謀長都留下了，情緒才慢慢穩住。自從黃超來擔任政治委員，情況一天比一天復雜，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辦好。
我按照朱老總的意思，對她說：
“不管遇到什么情況和困難，都要相信黨中央和毛澤東。要講團結，按組織原則辦事。要堅信，事情總會搞清楚的。”我特別說，這是總司令對紅五軍的最大希望。她把這幾句話重述了一遍，然后說：
“我一定把總司令的希望轉告大家。請你告訴總司令和劉總長放心。”
我又找了幾個干部談話，他們都同吳仲廉說的差不多，沒有人贊成張國燾的主張。
第二天，康克清來到已改為紅32軍的紅9軍團。了解到這幾天李特一伙人不斷到紅9軍煽動和拉攏一些人，而且許多未受蒙蔽的紅軍干部十分擔心有的領導干部可能要上當。康克清充分地把總司令的希望對他們作了宣傳，回來后，把這些情況向朱老總和劉伯承總參謀長作了匯報。朱老總和劉伯承肯定了康克清的工作，并指示她今后要繼續穩定紅一方面軍的同志，要多做紅四方面軍的團結爭取工作。
朱老總聽說，廖承志到紅四方面軍后，被張國燾扣押，同他在一起的還有幾個知識分子黨員。這些人都是黨和紅軍需要的人才，將來能發揮很好的作用，朱老總一定要設法保護他們，叫康克清設法打聽打聽，最好能找到他們。康克清回憶說：
我考慮，不能公開去打聽，還是用過去收容掉隊人員的辦法，放慢腳步，從隊頭到隊尾慢慢察看。被扣押的人一般總是隨在方面軍司令部的后邊。
我走得很慢，一直落到部隊的最后面。一天當中，也沒有看見被扣押的人員。廖承志他們我都不認識，只能從跡象上判斷。第二天我繼續觀察。不料第三天就引起張國燾親信的懷疑，厲聲問我：
“為什么老是向后面跑？”“走不動，還不許走慢一點？”
“看你每天晚上向前面趕隊，可一點不像走不動的樣子。”
因為一時粗心，我被他們懷疑了。這天剛到宿營地，他們就通知我到紅四方面軍保衛局聽訊。朱老總不放心，叫潘開文遠遠地跟著，看清楚地方，準備我萬一回不來，好向張國燾去交涉。他們帶我走進一座喇嘛廟，叫我坐在那里等著。這晚月光分外明亮，屋里屋外都能看清楚。只見有個戴眼鏡的人在那邊踱步，看樣子是個知識分子，可能就是朱老總叫我找的人。可是我無法接近他。正在這時，聽見樓梯響，我急忙跑回原處坐好，帶我來的那個人對我說：
“保衛局現在正忙，沒有時間同你談話，你先回去，隨時等候傳訊！”
路上潘開文接著我，問我怎樣了，我說：“沒有事，他們說以后還要找我。”
后來，在行軍途中，聽到有人在悄悄議論，軟禁的人員中有廖承志、朱光、羅世文等。我趕緊將這一情況向朱老總匯報。
得到康克清的情報后，朱老總正式向張國燾提出這一問題，但張國燾矢口否認，說根本沒有這事。朱老總義正辭嚴地說：
“這是有根有據的事。廖承志等人確實扣押在你那個保衛局，有人親眼見到的。這幾人的安全你一定得負責。”（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