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居黔西一隅的農場村是遠近聞名的“狀元村”，從國家恢復高考制度以來，已出了近500名大中專學生，其中不乏碩士。但農場村貧瘠的命運并沒有被改變，年人均收入僅有幾百元。有人把村里的貧瘠歸咎于“狀元”們的反哺空白，并認為“這是一種悲哀”！
我很欣慰能讀到這樣一個保持著重教重學好傳統的中國鄉
村故事，正如村民們自己所說，“貧窮！貧窮！改變現狀的最好出路就是讀書。”———這是由“知識改變命運”的樸素真理在我們時代的作用所決定的。
從整體的角度看，“狀元村仍是貧困村”是一個讀書效應輻射的問題。也就是所謂的“反哺空白”———讀書改變的只是那些娃娃和他們的家人的命運。這固然可以被稱為“一種悲哀”，但不是吝嗇和自私意義上的“悲哀”，而是由鄉土社會的“差序格局”（費孝通語）決定的。與西洋社會“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的“團體格局”不同，我們的“差序格局”，“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以己為中心，波紋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
因此，“狀元”們自己獲得的讀書效應多寡，直接決定著輻射出去的讀書效應的遠近和薄厚。換言之，“讀書改變自己命運”是“讀書改變家人命運”、“讀書改變村莊命運”乃至“讀書改變國家命運”的前提。這和古人“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平天下”的道理是一樣的。
于是，“狀元村仍是貧困村”問題的核心，最后仍然要歸結到“讀書改變自己命運”這一命題上來。我們知道，教育的高收費和教育的不公平累積成了教育的高投入和高風險，而就業難和工資低又累積成了教育的低產出和低效率———“讀書改變自己命運”都非常成問題，“狀元村仍是貧困村”就實在不值得奇怪了。當今形勢下，躍過龍門的“狀元”們早已不再衣食無憂，而是必須面臨著“畢業即失業”的考驗。“狀元”已成“浪得虛名”，“狀元村”的命運自然難被“知識”改變。
大學生不能按時歸還助學貸款時，我們批判他們“失信”、“無德”；大學生無力改變家鄉命運時，我們又斥責他們“自私”、“忘恩”———這是不公正的，是一種不分青紅皂白的話語權暴力。歸根結底，“狀元村仍是貧困村”隱喻的仍是教育負擔的沉重，是知識價值的悲哀。（舒圣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