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虛開增值稅發票高達3億余元，造成國家稅收的巨額流失，云南個舊人朱金陵一、二審均被判處死刑。但是，在報請最高人民法院進行死刑復核時，最高人民法院以“事實不清”撤銷了二審裁定和一審判決，發回一審法院重新審理。近日，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重新開庭審理了這起引發各界關注的巨額稅務
犯罪案件。值得注意的是，與以往發回二審法院不同，這次最高人民法院是將死刑案件直接發回一審法院進行審理。法律界人士認為，這種情況十分少見。在法律界呼喚死刑復核程序改革的當口，這一舉動盡管微妙，卻意義重大。
虛開增值稅發票3億多元，兩度領死刑
第一被告朱金陵今年49歲。他于1997年注冊成立的個舊金陵有色金屬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金陵公司）短短幾年內便發展為當地的納稅大戶，并被評為“云南省民營企業百強”，受到過云南省政府表彰。朱金陵持有金陵公司97％的股份，而另外的3％則屬于本案的第二被告王敏飛。
2000年，朱金陵和王敏飛從個舊市城市信用社取得一份250萬元的虛假銀行進賬單據，并據此申請注冊了個舊世紀有色化工建材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世紀公司）。如果說金陵公司曾經有過一段時間的正常經營，直至后期才主要從事虛開增值稅發票的犯罪活動，那么，這個“空頭”的世紀公司則基本沒有發生過實際業務，完全是為虛開增值稅發票、以收取手續費獲得巨額非法利益而成立的。
據檢察機關后來查明，朱金陵和王敏飛通過其名下的兩家公司，以經營礦產品采選、加工、銷售為名，利用其取得的一般納稅人資格，先后向涉及湖南、四川、廣西等十余省市的162家公司和單位虛開增值稅發票共計1270份，價稅合計3億余元。每開出一份增值稅發票，他們都以價稅總額的2％～3％收取手續費。由于增值稅是一種實行稅款抵扣制的流轉稅，朱、王二人至少造成5100萬元國家稅款的流失。
2003年8月，個舊市公安局將朱金陵抓獲，當年12月，逃匿的王敏飛也被緝拿歸案。2005年3月，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檢察院向紅河州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朱金陵一審被判處死刑，王敏飛被判處死緩，另兩名案犯也分別處以相應的有期徒刑。2005年7月，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朱金陵的上訴，維持原判。
最高法院裁定“事實不清”
就在朱金陵以為時日不多的時候，一紙裁定又給了他一絲生的希望。2006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對本案進行死刑復核后認為：“被告人朱金陵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事實不清”，二審裁定和一審判決被撤銷，案件發回到紅河州中級人民法院重新審判。
這個裁定讓人多少有點意外。多年來，最高人民法院對案件裁定后，如果認為需要重審，一般都是發回二審法院，所以，紅河州中院在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書之后，有點措手不及。
朱金陵的辯護律師王達人認為，最高人民法院此舉是完善死刑復核程序過程中的一次具體的進步。此案報送復核后，王達人向最高人民法院遞交過一份“緊急情況反映”，他認為這份情況反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死刑復核程序以前只是最高人民法院內部的程序，只是進行書面審理，律師無法介入程序進行辯護。但法學界一直呼吁在死刑復核階段應允許辯護律師提交書面意見，或親自進京反映情況、進行辯護，以增加被告人的訴訟權利。”王達人說，他認為這一次是碰到了好的時機，“從某種角度來說，最高法院考慮了我們的意見。”
王達人在呈送最高人民法院的“緊急情況反映”中指出的正是朱金陵犯罪的“事實不清”。法庭已經查明，朱金陵是文盲，根本不會填寫發票，虛開的發票都是在其授意下、由王敏飛親手開據的，所以兩人實施的是共同犯罪。王敏飛還曾瞞著朱金陵私自虛開過合計高達5200萬元的發票。因此，在每一次虛開發票的過程中，兩名被告各自起到了什么作用、誰應該具體對哪一份發票負什么樣的責任，是法庭必須查明的事實，也應是量刑的主要依據。但由于時間太久，涉及單位太多，兩被告無法一一回憶清楚。
“在這種情況下，一審判決將朱金陵、王敏飛二人虛開增值稅發票定為個人犯罪，必然因無法區分各被告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導致‘事實不清’。”王達人說。
6月6日，紅河州中級人民法院重組合議庭，重新開庭審理朱金陵案。控、辯雙方都沒有提交新的證據，公訴方甚至沒有對起訴書做任何修改。王達人辯稱，本案應定性為金陵、世紀兩公司單位犯罪，朱金陵和王敏飛作為單位主管人員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這樣的話，就不需要分清楚他們二人在共同犯罪中各自應承擔什么責任的問題。公訴方則認為，金陵公司后期、世紀公司自成立之日起主要從事虛開增值稅發票的犯罪活動，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司法解釋，個人為這樣的公司進行犯罪行為，不予單位犯罪論處。
雙方各執一詞，庭審僅持續了半天，沒有當庭宣判。
他多了一次改判的機會
有法律界人士評論說，朱金陵案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對死刑案件審理程序的監控正在逐漸嚴格，體現了國家慎用死刑的嚴肅態度。并且，這一次撤銷的不僅僅是對朱金陵本人的判決，與本案相關的其他三名被告的判決也一并撤銷重審，盡管這三名被告已經服判。有人認為，這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保證案件質量的決心。
但同時，這種新的程序又帶來了一系列技術細節操作和經驗上的問題和挑戰———無論是對公訴人、律師、還是法官。
比如說，重組合議庭后是否要像一審那樣將全部證據一件一件地質證一遍？紅河州中級人民法院在經過多方面共同磋商后，決定省略這一程序，只將證據目錄念了一遍。“這樣做合理嗎？合法嗎？從理論上說，既然是新的合議庭，重新審理就應該重新質證。”盡管接受了這種做法，王達人仍然提出質疑。相關的規定仍處于模糊階段。
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則對此出言謹慎，該院副院長鄭蜀饒認為，最高人民法院對本案的裁定是“嚴格符合訴訟程序的，最高人民法院將案件直接發回一審法院重審，以前也并非沒有。在本案中，朱金陵犯罪的主要事實是清楚的，只有部分事實因為時過境遷，不太清楚，又會影響對朱金陵的定罪量刑，所以發回一審法院重審，是為了進一步確定基本事實。”同時他還認為，重組合議庭后對于沒有爭議的證據不需要重新質證，“這也是為了節省審判資源”。
去年的這個時候，朱金陵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省高院對朱金陵進行了提訊審理。而現在，情況則不同了。最高人民法院規定，從今年7月1日起，所有死刑立即執行案件的二審一律開庭。云南省高院已經從基層借調了20名法官，新增了3個刑事審判庭，以應對接踵而來的死刑案件。
目前，朱金陵還在個舊市看守所等待紅河州中院的判決結果。不論這個結果是什么，他都多了一次改判的機會。而這一次，他和他的辯護律師將站在二審的法庭上，而不是像一年前那樣，只能在看守所里等待命運。(雷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