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職位，他只是區(qū)縣一級的國稅局局長，正科級干部。

    論受賄金額，僅8萬元，與眾多“大手筆”的貪腐相比，堪稱“小打小鬧”，幾乎不值一提。

    然而，山東聊城市市區(qū)國稅局原局長荊長民一案，之所以能在“一槌定音”之后，仍然引人關注，其中的玄機就在于其被判入獄的兩項罪名中，8萬元的受賄金額與184萬元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部分相差甚遠。

    日前，在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后，荊長民沒有提起上訴。

    據(jù)有關人士透露，荊長民反偵查能力極強，但是在鐵證如山的指控面前，只有認罪才是對其“相差懸殊”最好的解釋。

    事發(fā)

    百萬存款分散在十余個賬戶

    荊長民案東窗事發(fā)源自于群眾舉報。

    2009年夏天，一封匿名舉報信落在了聊城市人民檢察院反貪局辦公室的案頭，舉報聊城市市區(qū)國稅局局長荊長民利用職務之便，多次收受財物，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

    “因為被舉報對象是一名國稅局局長，長期從事反偷稅、漏稅調查，其職業(yè)特性決定了其具有很強的反偵查能力，這勢必會給檢察機關辦案帶來困阻。”聊城市人民檢察院反貪局的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為避免打草驚蛇，在傳訊荊長民到案之前，辦案人員進行了大量偵查摸排工作。

    經偵查，荊長民及其妻子辛愛麗名下共有11個賬戶，分屬于3個不同的開戶行，累計存款98萬余元。

    “就一名稅務機關公務員來講，這筆存款收入足以說明荊長民確有涉嫌犯罪的重大嫌疑。”辦案人員告訴記者。

    不出所料的是，在檢察機關傳訊的第一天，對這一切似乎早有預料的荊長民便“將了辦案人員一軍”。對于自己名下近百萬的存款，荊長民解釋說其中絕大部分存款是自己的兩個舅舅所有，只是暫存于自己名下。而荊長民的兩個舅舅在接受辦案人員詢問時，也大包大攬地堅稱確有此事。

    同時，荊長民的反偵查能力還體現(xiàn)在他拋給辦案人員的一句話，“根據(jù)法律，如果沒有其他證據(jù)，你們只能扣押我12個小時。”

    不過，通過公安機關的協(xié)助配合，荊長民的兩個舅舅在偽證罪的指控面前，終于承認了之前是虛假供述。

    不久，荊長民正式歸案接受調查。

    歸案

    對財產來源作選擇性“失憶”

    據(jù)業(yè)內人士介紹，在眾多“高危”崗位排位中，國稅局局長一職絕對名列前茅，而其“高危”就在于掌握轄區(qū)內，所有大中小型企業(yè)的補繳稅、稅收指標調整及罰款多少的裁量權。

    “而這項權力恰恰就被荊長民玩弄于股掌之中。”據(jù)檢察機關查明，2005年上半年，荊長民曾利用擔任東阿縣國稅局局長便利，兩次收受山東某公司送予的5.5萬元現(xiàn)金，并在補繳稅款、罰款方面給予了照顧。

    此外，在擔任聊城市市區(qū)國稅局長期間荊長民故伎重施，2008年至2009年上半年，3次收受某鎮(zhèn)黨委書記、鎮(zhèn)長送予的現(xiàn)金共計2.5萬元，并在稅收指標和民營經濟稅收額調整等方面給予特殊照顧。

    這兩項指控有行賄人的證言、證詞，荊長民對8萬元的受賄事實供認不諱，然而，對于其他財產部分，荊長民要么沉默不語，要么就是“我記不清了”、“我不知道”。

    “荊長民干稅務偵查那么多年了，反偵查當然摸得門清，對他而言，能證明合法的財產，他一定證明爭取，能推脫出去的財產盡量推給別人，實在解釋不清了，就以沉默應對。”聊城檢察院反貪局負責人介紹說，在證明財產來源過程中，荊長民作的是選擇性“失憶”。

    據(jù)辦案人員透露，荊長民曾多次表示，大部分財產屬于其妻妹所有，暫存自己這里，而其妻妹經檢察機關8次傳訊，均未到場。

    另外，在核查荊長民財產過程中，辦案人員發(fā)現(xiàn)一張身份證復印件。“通過核查這個人名下的多個賬戶，發(fā)現(xiàn)其中一個賬戶中有20多萬元的存款，非常可疑。”辦案人員劉劍說，“我們查找到身份證上的人，原來是辛愛麗的同事，而這名同事壓根兒不知道自己有這么一大筆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