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塊地牟利2000萬元，南京現暴利拆托”，這一新聞來自江蘇省人民檢察院在6月22日公布的一批瀆職侵權案件通報中。“拆托”——這個游走于拆遷戶和拆遷方之間的群體，仿佛在一夜之間，從一個不為人知的名詞，變成了家喻戶曉的暴利職業。

    事實上，自從國內出現大規模的城市拆遷改造，“拆托”就隨利而生。不透明的拆遷政策，不平等的談判方式，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政府介入，都是“拆托”的生存土壤。

    “大鱷”

    "類似徐善偉這樣的“拆托”，應當被歸為“拆托”中的大鱷——數量少，利潤高。"

    在公開報道中，南京市人民檢察院的有關負責人將“拆托”定義為拆遷領域中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一般以拆遷戶‘代表’或‘代理人’的名義出現，在政府部門、拆遷單位和拆遷戶之間周旋，采用各種手段謀取不法利益。”

    江蘇檢方的通報讓“拆托”徐善偉的案例廣為人知。徐以4.5萬元行賄南京金陵職業教育中心原校長，以30萬元承租該校地塊，隨即加蓋10000平方米違章建筑。其后，通過行賄南京市白下區的相關拆遷負責人、房管局副局長等官員，使違章建筑變身合法建筑，得到了近3000萬元的拆遷補償。扣除行賄和建筑成本，徐善偉單這一個項目就獲利高達2000余萬元。

    另一個案例中的“拆托”亦通過行賄獲得暴利。在寧杭高速公路二期的拆遷項目中，南京某村委會副主任王某以被拆遷人親戚的名義，承諾給拆遷負責人好處，讓其多算點面積。隨后，原本政策規定中只賠6萬元的房子，最終獲得了103萬元的賠償款。其中6萬元王某給了被拆遷人，5萬元作為“好處費”給了該拆遷負責人，剩下的92萬元全部自入腰包。

    近年來南京市新建住宅每年都以250萬平方米的增量快速發展，僅2009年舊城拆遷建筑面積就超過80萬平方米，有近10000戶家庭搬遷。據《法制日報》報道，從2008年9月到2009年7月，南京檢察機關就立案查處“拆托”引發的職務犯罪案件29起，涉案人數33人。

    如果把“拆托”這個群體比做一座金字塔，徐善偉這樣的“拆托”就是金字塔的塔尖。

    事實上，類似徐善偉這樣的 “拆托”，應當被歸為“拆托”中的大鱷——數量少，利潤高。與之相比，更多的“拆托”是和“醫托”一樣，遍地撒網、小本經營。他們無法像徐善偉那樣覓得足夠優質的拆遷對象，更無法像徐善偉那樣一擲千金，成為拆遷公司和拆遷戶共同的“朋友”。

    這些“拆托”共同的經營模式是：以各種手段幫助拆遷戶索要更多的拆遷補償，雙方平分多要到的款項。假設一位拆遷戶本可以從拆遷公司得到100萬元的拆遷補償，但如果“拆托”可以幫他要到120萬元補償，“拆托”就可以分到其中的10萬元。

    盡管手法不一，“拆托”們和徐善偉有著共同的特征：嗅覺靈敏——這有助于他們找到合適的狩獵對象；口齒伶俐——這有助于獲得人們的信任；社會關系復雜——這有助于他們在拆遷公司和被拆遷戶之間游刃有余。這些共同的特征實際上構成了“拆托”們的生存方式：找到合適的目標，對拆遷單位“抬”，對拆遷戶 “壓”，從中獲取補償差價。“他們一方面是地頭蛇，當地群眾惹不起，另一方面在政府部門中有一定人脈背景，別人談不下來的價格他們能談下來，別人擺不平的事他們能擺平……獲利相當豐厚。”南京市檢察院職務犯罪預防處處長林志梅這樣形容“拆托”。

    白色“拆托”

    "眾多拆遷戶證實，“空白的拆遷協議”幾乎是每個此類“拆托”必經的手續。"

    在南京，“拆托”這個詞是2004年最早在政府公開文件中被使用。該年，南京市秦淮區發布了“嚴厲打擊‘拆托’，切實維護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的告示。該告示對“拆托”的描述是：所謂“拆托”，一般指接受被拆遷人的委托，以謀取高額非法利益為目的，采取威脅、侮辱拆遷人員，聚眾造勢甚至是“打砸搶” 等不正當手段，脅迫拆遷實施單位接受不平等、不等價的拆遷條件的人，常見的“拆托”大多有劣跡，屬社會閑散人員，甚至具有涉黑性質的人員。

    但這個定義顯然并不適用于所有的“拆托”。此次江蘇省檢察機關公布的“拆托”都不在上述定義之列，現實中的拆托并不像官方公文所言的“臉譜化”。

    老方(化名)是南京市下關區的一個拆遷戶。他所在的片區剛聽到拆遷的風聲，就有“拆托”找上門來，主動要幫他去和拆遷公司談判，老方擔心有詐，立即拒絕。但是后來表哥介紹的“拆托”阿濤(化名)贏得了老方的信任，老方用“有量”(南京話，意即“有能量”)來形容這位“拆托”：“他開著一家很大的公司，出入有車，和拆遷辦的人稱兄道弟。”湊巧的是，老方的一位堂弟恰好是這位“拆托”阿濤的司機，“資質”和“能力”果然沒問題。從堂弟口中老方得知，找這位“拆托”的拆遷戶“排著隊”，但阿濤輕易不接。

    阿濤后來為老方爭取到的拆遷補償相當于比其他鄰居多了近50萬元。讓老方津津樂道的是，盡管當時已經凍結了戶口，但阿濤依然為他辦好了分戶手續，這意味著，本來老方只能按照一戶家庭獲得補償，但現在卻一下變成了兩戶。僅這一點，就意味著阿濤的觸角不只伸到了拆遷辦。

    但并不是每個拆托都如此“有能量”、“講信用”，也有拆遷戶被“拆托”坑得苦不堪言。

    南京市鼓樓區鳳凰東街60號的拆遷戶趙峰(化名)就主動在網絡上曝光了一個“拆托”。趙峰的房子今年年初已被強拆，但因為“拆托”，他至今沒有拿到補償款。

    這位“拆托”劉宏(化名)，據趙峰稱是南京市白下區某拆遷辦的工作人員，他主動搭訕結識了趙峰家人。劉宏后來聲稱和拆遷辦談好了拆遷補償，要求趙家簽署一份空白的拆遷協議，但卻拒絕告訴他究竟補償了多少錢。劉說這樣做的理由是擔心趙峰把補償價格說出去，對整個拆遷工作不利。

    8天后，劉宏依照協議，要求趙峰先交鑰匙后拿錢，而趙峰則要求先見錢后交鑰匙，雙方為此鬧僵。其后拆遷公司依據拆遷協議將趙家強拆，劉宏銷聲匿跡，趙峰則分文未得。

    南方周末記者接觸到的眾多拆遷戶證實，“空白的拆遷協議”幾乎是每個此類“拆托”必經的手續。拆遷公司和拆遷戶保障各自利益的憑證，就是由此簽署的一份份“陰陽合同”。“拆托”的運作能否成功，就看他有沒有能力取得拆遷戶的信任，讓他們接受這份空白合同。

    相對“拆托”，請律師的前期費用也讓諸多身處社會底層的拆遷戶付不起，“100塊錢都當很多錢在用”，很難一下掏出幾千幾萬的律師費。

    南京崔武律師事務所的崔武律師說，從法律意義上看，“拆托”與拆遷戶之間是一種代理關系，并不違法，由于拆遷往往由政府主導，體制內的法律服務機構通常不敢介入，“拆遷戶需要有人為他們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