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海峰

　　在這個社會免疫力極度低下的年代，江湖術士和權力掮客大行其道，冒充科學警察與道德法官招搖撞騙。當公眾乃至知識界，對網絡城管方舟子們的流氓式打假，發出幼稚的叫好聲時，基于社會仇恨的暴民哲學已如瘟疫一般席卷中國。所謂“流氓式打假”，作為極權與民粹投機媾合而產生的一個文化怪胎，本質上是一種反文明的輿論暴力。其特征可歸結為四個方面：

　　首先，在事實方面，攻其一點以偏

　　這種深文周納的刀筆吏手法，以及顛倒黑白的訟棍式詭辯，居然僭稱“客觀理性”，還贏得不少坐井觀天者的贊賞。殊不知其局部的客觀之后，恰恰是整體上的不客觀和反理性。當自詡有道德潔癖的方舟子，一邊為其妻劉菊花碩士論文全篇抄襲狡辯，一邊恐嚇報復學術界的批評者時，其所一向標榜的“客觀理性”便蕩然無存，只剩下赤裸裸的對人不對事，所謂“只看事實不問動機”也成了一個揮刀自宮的笑話。

　　其次，在程序方面，私設公堂定罪在先。所謂“打假”，嚴格來說應稱為揭假，本來是一種輿論監督，舉報者不能同時扮演裁判與懲罰者的角色。無論是學術打假還是社會打假，都要提交給有公信力的科學共同體或行業共同體進行專業評判，而不是由舉報者私設公堂自行定罪甚至施以私刑。

　　而方舟子們的流氓式打假，則恰恰是自封為真理裁判與正義化身，先咬定某人有罪，再進行羅織構陷，然后用貼大字報的方式進行網絡批斗。在攻擊法學家賀衛方和社會學家于建嶸時，方舟子便多次自導自演，利用匿名大字報進行所謂“群眾舉報”，再以轉引點評的方式陰陽怪氣地大加發揮，把對方形象涂抹得極為不堪，最后在僵尸粉的歡呼聲中宣布戰斗勝利。

　　這種同時擔任學術警察、道德法官、大眾陪審團和輿論劊子手于一身的所謂“網絡打假者”，本身才是這個時代最為荒誕的假貨。

　　再次，在動機方面，裹挾民怨挾私整人。根據舍勒和尼采的分析，怨恨乃是人類社會最普遍而深刻的情感，更是現代倫理與政治原則的隱含前提。

　　從群體心理上說，當這種基于不平等感的毒害情緒，在弱勢者身上占據主導地位時，便會具有強烈的攻擊性，極易被煽動和利用轉化為群體暴力。在造假泛濫的當代中國，仇官、仇富、仇名的心態更是預設了對方社會地位的來之不“義”，而這種懷疑與嫉妒便成為方舟子們綁架發動流氓式打假的民意基礎。

　　從個體的精神分析來看，自當年未能進入北大而積累的對學術界的怨恨，主導了方舟子多年來對國內科學家的敵對立場。這種嫉妒與仇視，一方面通過拼貼網絡資料、撰寫科普作品，試圖樹立另類權威來平衡；另一方面則通過發動流氓式打假來發泄。

　　在利用網絡暴民對社會改革的受益者進行泄憤式攻擊時，偽裝為造反派領袖的文化流氓，也因此獲得了數量巨大的僵尸粉，而這種網絡暴力只是當代中國社會怨恨的表達方式之一，它背后隱藏的“文革”幽靈，則是對一切文化的否定與摧毀，隨時可能借尸還魂。

　　最后，在效果方面，為毀而毀無益建設。縱觀方舟子們十多年來的網絡活動，除了將自己樹立為網絡打手的品牌之外，幾乎沒有任何建設性的正面價值?？梢哉f他們是為破壞而破壞，通過輿論恐怖活動展示厚黑學與流氓文化的力量，以期最終獲得利益集團的收買招安。

　　極具諷刺性的是，中國的學術造假反而越打越多，究其原因在于流氓式打假本身就是不合理體制的同謀，使學術界陷入標準化、數量化生產垃圾論文的惡性循環，甚至連方舟子自己的妻子劉菊花，都要靠造假論文騙取碩士學位，這真是對其打假事業的最大的否定。

　　天涯網友“哲學農民”說得好：假，分大假、中假和小假。大假，乃是國家體制中的假，是某些逆潮流而動的制度。方舟子打過這樣的假嗎？說穿了他就是與大假不棄不離的戀人，是大假的馬前卒。中假，乃不合理的學術體制、教育體制，這些中假方舟子打了嗎？絲毫也沒有。不僅如此他反而黑白不分，從下面干預學術共同體的自治。小假，乃學術造假、論文抄襲、學術不規范等，但他誤打無數，打錯之后從不道歉，對自己的抄襲行為則百般抵賴，卻義正詞嚴地去打別人的假……如此厚黑之道，說是流氓實在有點抬舉了也。

　　要而言之，流氓式打假是一場充滿怨毒的社會瘟疫，而將打假寄望于權力的附庸—網絡流氓則是這個時代的愚蠢和恥辱。愚民向來是流氓滋生的最好土壤，流氓則是愚民供奉的最大偶像。中國，何時能走出這個瘟疫的怪圈？

　　作者系深圳大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