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堅克難”背后的思考：科學發展對“中國式改革”提出更高要求

　　成就和變化舉世矚目，矛盾和困難極具挑戰性。

　　國際金融危機將新生的光伏產業送入嚴冬，“市場沒有了，市長不見了，唯一能見到的是銀行催債的。”胡福林感覺這一切變化仿佛發生在一夜之間。

　　作為溫州民營企業的標桿性人物，面對突然而至的資金鏈斷裂，被懊惱、自責、無奈折磨了一夜之后，胡福林選擇關掉手機、出國。

　　這一走

，網上關于“眼鏡大王‘跑路’”的新聞鋪天蓋地。“其實，當時只是想盡快離開這煩惱之地，順便到國外籌資。”胡福林說。

　　幾年前，光伏產業被確定為戰略性新興產業，許多地方政府將其當作支柱產業一哄而上，溫州也被批準建立國家級激光與光電產業集群核心園區。

　　胡福林回憶：“當初，我出去考察投資環境，不少地方市長親自接待要給我‘零地價’、遷廠補貼等優惠政策，銀行也是一撥撥主動上門推貸，頭腦一熱，就投入6億元。原本想進入電力行業，沒想到我們民營企業還是進不去。”

　　胡福林的經歷折射出現階段改革的一系列深層困境：壟斷行業門檻過高、政府定位不清、民營企業融資難……

　　這些問題，常常被喻為改革“難啃的骨頭”，被看成“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是實現科學發展必須跨越的障礙。

　　理性看待難題，不能脫離時代背景，不能逾越發展階段。

　　——一些難題的產生，正是因為改革還不到位、不徹底。

　　天剛破曉，北京兒童醫院門前就有人排隊等待掛號。不一會兒工夫，彎彎曲曲的隊伍排到了300米開外。一旁做早點的師傅告訴記者，這一幕差不多天天上演，不少從外地帶孩子來看病的家長，為求一號，夜里干脆就睡在醫院的走廊或地下車庫。

　　“我的孩子不過是小感冒，去了兩家社區衛生服務站，都說發燒病例看不了，只能來這里。”北京的陳女士懷抱三歲的女兒無奈地說。

　　醫療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合理配置資源，改變“大醫院人滿為患、小社區門可羅雀”的現狀。顯然，要真正實現“小病到社區、大病到醫院”的目標，改革的路還很長。

　　——一些難題的存在，是因為政府轉型尚未完成。

　　近幾年來，隨著政治體制改革有序推進，不少行政審批項目被減了下來；但同時也要看到，政府職能轉變仍然任重道遠，一些政府部門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以行政許可法為例，一些部門不叫“審批制”了，改成“核準制”，其實本質沒變。

　　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公民和社會組織關系不理順，科學發展觀的落實勢必阻力重重。

　　——一些難題的出現，是因為發展理念的偏差。

　　“有些人樂于強化發展而淡化改革，因為發展很風光而改革往往要冒風險；但是，沒有改革，哪來發展？”高尚全說，發展經濟變成“招商至上”、城市化變成“樓市化”、謀求“土地財政”公然挑戰樓市調控政策……這都是扭曲的發展觀。

　　改革與發展的互動，常常以多維方式呈現。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新矛盾新問題必然層出不窮，改革任務也就愈加艱巨：

　　大學生就業仍舊困難，而“用工荒”年復一年地上演，甚至愈演愈烈；

　　2011年在全球經濟危機影響下，國內實體經濟舉步維艱，但銀行業利潤普遍增長20％以上；

　　“史上最嚴”的房地產調整政策實施兩年，某些一線城市仍然屢屢出現新“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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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看似矛盾的事實，都指向一個命題：科學發展對“中國式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

　　理性面對難題，盲目輕視不可取，消極畏難更不行。

　　我們必須看到：這些難題的產生有其客觀性、階段性和必然性。

　　我國所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沒有變，發展中國家的地位沒有變，社會主要矛盾也沒有變。

　　“我們創造了多少成就，就要準備承受多少挑戰。”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司長孔涇源表示，西方在幾百年中，才解決了七億人口的現代化；中國要用幾十年化解西方幾百年遇到的難題，必然是傳統的痼疾、時代的痛楚疊加交織的過程。

　　我們必須清楚：在科學發展新階段，改革難題始終繞不開躲不過，迎難而上是唯一的選擇。

　　昔日輝煌并不代表未來成功。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前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說，中國目前面臨改革與危機賽跑的嚴峻局面，改革可能有“副產品”，但不改革的風險更大。改革不只是揚湯止沸，更要釜底抽薪。

　　我們必須堅信：只要踏踏實實踐行科學發展觀，難題必將逐一破解。

　　“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發展時少。”改革，既是發展的動力，也是發展的題中之意。踏踏實實踐行科學發展觀，是戰勝前進道路上一切困難和風險的前提。

　　對于改革遇到的難題，各方眾說紛紜。有爭論，甚至也有質疑。“有爭議甚至質疑并非壞事，問題一旦被正視并形成共識，就會變成催生變革的強大動力。”高尚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