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起一件事。小時候，也就十一二歲吧，有一天在鄰居家玩。我們一共六七個孩子，經常聚在這戶人家，因為他們家的孩子是我們的“頭兒”。那天，正玩到興頭上，不知從哪兒跑來一只貓，偷偷地爬到他家的陽臺上，將晾曬在那兒的魚叼起一條就跑。這還了得！我們六七個孩子哄地跑出門去，在頭兒的帶領下，窮追不舍。我們住的那個院是一所大學的教職員工宿舍，很大，五座三層樓的房子沿坡路成一字型梯次排開，占了整整一面街。五座樓的走廊和樓梯都是相通的，再加上寬敞且有層次的前院和后院，龐大和復雜不啻迷宮。關于這一點，我在拙作《傷害》那篇小說中曾有過更具體的描述。不難想象在這樣一座迷宮里，去逮一只饞嘴的貓，談何容易。但我們這六七個淘氣包硬是沒命地圍追堵截，最后終于將它“緝拿歸案”。
這是誰家的饞貓？不知誰問了一句，但沒有人知道。管他的，頭兒說，先吊起來再說。懲罰懲罰，看它還敢不敢偷人家的東西！于是，就找來一根繩子，拴住貓的脖頸，把它吊在后院的墻上。吊好后，我們六七個孩子，各人掏出自制的彈弓，將這只貓當活靶子打。大伙兒一邊興致勃勃地打，一邊忘乎所以地喊。不大功夫，那只貓就給打得奄奄一息了。我們見它沒氣了，就在后院挖了一個坑，埋起來。我至今仍清清楚楚地記得，往貓身上填土時，那土還一上一下地動彈———分明是在活埋呀！
這是一件發生在童年時的往事，距今已近半個世紀了。說實話，我早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凈。可記憶實在是個奇妙的東西，不知哪個鬼使神差，前些日子，我倏地想起了這件事。如閃電般那么一亮，卻使我不由打了一個寒顫。我怎么能做出那種事來呢？一個十歲多點兒的孩子，怎么下得去手的呢？我原本是或者說一直是個懦弱的人，從小就不敢接近小狗小貓。直到今天，去養有寵物的朋友家造訪，敲門時心中就常有些惴惴。可那天我怎么就一反常態，變得那么膽大殘忍了呢？不止是我，還有我那幾個小伙伴，不止是我們，因為第二天我們就發現那只埋好的貓，已被人掘出，將貓皮囫圇個剝走了，僅剩下血肉模糊的一團，扔在院子里。這自然是一位成年人的杰作了。
于是，我想到了人性的惡，倘不是人性之惡，又是什么促使我們如此地“慘無貓道”呢？這種事假如發生在今天的西方，法院是會將我們幾個孩子或者我們的家長定罪并課以罰金的。盡管當時沒任何人譴責我們，也不見貓的主人找上門來，可近半個世紀來，我們當中有人反省過這件事么？自古以來，中國就有“性善”與“性惡”之論的爭辯，而性善論一直占壓倒的上風。不過我倒是更傾向于性惡論的觀點，它似乎更接近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原罪意識”。所以西方人更看重懺悔更看重法治，而我們卻常常忽略了這一點，以為只要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基礎上，將其發揚光大，人人都會從善如流。殊不知那被忽略和掩蓋住的惡一旦釋放出來，其后果誰都始終不及。
人之初，究竟是性本善還是性本惡，我們且不去說它，那不妨留給專家學者們繼續去探討和爭論。但我總覺得人性中確實存在著惡的一面，抑或說惡的“因子”，卻是毋庸置疑的。如果社會的法制比較健全，人人也都有比較強烈的懺悔意識，那惡的一面也許就能夠得到抑制，惡的“因子”也不至于輕易地釋放出來。人都是有欲望的，但欲望必須有個度，人人都應能把持住這個度，守住自己做人的底線；否則，惡就會隨著欲望不斷地膨脹起來。輕者將危害他人和社會（其實也包括他自己），重者將會給社會帶來一場又一場的浩劫。這樣的血的教訓，僅在剛剛結束的上一個世紀里，就已不勝枚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