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中的主人公 K,在執行死刑的那個晚上,表現得十分冷靜而情愿。我想,如果
K還像原來一樣抵觸著,是否可以拖延死期?為什么不抵觸了呢?大約也只有這時的抵觸,會呈現出正效應的,可是
K沒有。
K聽任著擺布,沒有一點害怕的意思,他眼看著那把刀從刀鞘里拉出來,被高高舉起。月光下,那刀又長又薄,他終于看清楚了那是一把殺牛刀。甚至,
K一直盯著有一只手,伸過來,扼住了自己的喉頭,然后,另一只手將刀戳進了他年輕的胸膛,又轉了兩轉。
K死了。
K是銀行的一個高級職員,年僅31歲。他業務精熟,懂好幾國外語,如果他不死的話,其前程一定會很不錯的。但是,
K是不幸的,最不幸的還不止是死,而是他原本就無罪。
K從做被告到死,從來沒有看到過的那個法官在哪里?從來不知道沒有進得去的最高法院在哪里?甚至從來沒有真正的戀愛過……事情就是這樣,
K被宣判了死刑,并執行了。在死亡面前,他曾經的一切,都變得不再重要,包括幻想。
K是一個愛做白日夢的家伙,他的白日夢不是標爾斯納小姐,不是副經理的職位,如果是就好了。這些具體的欲望,或許可以幫助他在處理自己案子的時候,變得狡猾一點兒,卑鄙一點兒,那么案子起碼就會像推銷員的案子一樣,一拖就是二十年。可
K不是這樣的,表面上他也想讓自己的案子怎么樣,而實際上他卻是想讓那個龐大的機構怎么樣。由此,這個
K變得不同一般了,盡管那是何等脆弱的不同一般。 K的夢做得過于狂妄,所以,
K只能以迅速地死掉來結束掉這場夢。
當我合上書頁,我忽然想到,其實
K這個形象是很詩意的。他身上有一股單薄、失眠之感,在時間中蒼涼地盤繞,且揮之不去。他想繞出去,卻不行,但他依然硬著頭皮繞著,像一堆愈燒愈弱的火焰。
K從被捕的早晨開始,就表現出與整個社會格格不入的叛逆性格,那些比他強大的多的東西,始終都沒能使他懾服。
K是極個別的,很本性的,沒有烏托邦似的主張。或許
K,還有些冷漠,或自私,或傲慢,或神經質,但他的骨頭不軟,直到死。在訴訟中,他也曾猶豫過,異想天開過,他去找過律師、畫師等,想利用可能幫助自己的關系,促使案子朝有利的方向發展。可幾乎每一次,
K對那些人抱有希望的同時,就深感失望了。
K看到他們無一例外地在空談,在推延,甚至在腐爛,并且這種表面的言語,無休無止,毫無確定性。
K不想去討好誰,更不想去行賄,最后他連律師也給解聘了……
卡夫卡讓我看到了:誰也不可能完全主宰審判過程,這個過程似乎早已成為了一個過程,與任何人都不相干。所有的人只要陷進去,都會身不由己地被它左右。其中的每一個環節與每一個環節,極其復雜而微妙地相互關聯,或是相互勾結。或許某一個人的某一句話,說不定就會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K在整部小說中,仿佛都在桀驁不馴地走來走去,天底下好像就剩下了
K,真實而傲慢地高仰著他那顆疲憊的頭顱。
小說的最后,卡夫卡的愿望得到了極致的表達———
K逐漸衰弱的眼睛,還能看到那兩個劊子手就站在他面前,臉貼著臉,
K望著他們,“像一條狗!”他說。仿佛表示他人雖死了,卻還留下這件事的恥辱。小說以“恥辱”一詞結尾,這或許是卡夫卡最為關心的,也是令我震撼的一個問題———恥辱!誰的恥辱?作為一個個體的
K死了,一個偉大作家有必要擔負對 K的永久同情嗎?關鍵是今后,更多的
K還會不會死去?如果一個無罪的人,不去順從的,卑微的應合那些權力部門,及疏通人際關系,是否只能是一死了之,并且,只會是加速一死了之呢?人類的恥辱柱上,又由卡夫卡填補上了
K這件事。
卡夫卡是否以 K的悲劇之死,在審判著“審判”? K是卡夫卡的一個愿望,或者說,
K代表著這樣的一個愿望———盡量不被誤會,不被誣陷,不被無辜地致死!卡夫卡在向人類的恥辱宣戰,盡管他的愿望,到頭來還是破滅了。但我認為,這愿望像一個幽靈,一個獲得了
K的名稱的幽靈,會經年累月地在有人讀《審判》的城市上空徘徊。
K詩意的力量,不在于其結局無非是一個“死”字,而恰恰在于這樣的一個無辜而輕易的死,獲得了美學意義上的對于審判嘲諷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