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頭歲尾，正是拜年潮洶涌澎湃之時。看慣了世俗的拜年之風，我突然想起了一個人，一個似乎不懂人情世故，不肯從眾拜年的人。此人就是傅雷。
我把《傅雷文集•書信卷》翻來覆去一再回味，突然發現，傅雷在拜年上真的有些“另類”。
“另類”之一，是不講客套。許多人在年頭歲尾為了聯絡感情，專門寫信拜年。傅雷給人寫信，即使時間恰巧在年頭歲尾，往往也不肯為拜年多費筆墨。比如1957年1月25日是農歷臘月廿五，2月2日是農歷正月初三，他兩次給樓適夷寫信，一字未提拜年；1963年1月6日，他分別給汪孝文、羅新璋寫信，同樣一字未提拜年。
“另類”之二，是沒有廢話。1959年1月3日寫給“第一天為人師表”的牛恩德的信，寫了許多“不抱敷衍塞責、混口飯吃的態度”的囑咐，最后才寫上“祝新年快樂”五字。1960年12月14日寫給傅聰留學波蘭特的鋼琴老師杰維茨基的信中，除了末尾有“并頌年禧”四字外，只說：“敝處愧無禮物相送，惟有手編之聰演奏報道撮要復本一份，由內子打字完稿。”換言之，傅雷給自己孩子的恩師贈送的禮物，就是一份關于傅聰演出情況的報道摘要。這是一份多么尋常的禮品！這又是一份多么不尋常的禮品！
傅雷式的感情，是真感情。要讓這種感情不被塵俗所污染，傅雷付出了他一生的心血和風骨。惟其如此，這種感情也才特別珍貴。
金陵客（《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