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2003年，兩大經濟現象引起各方高度關注———
前些年能源消費總量有所下降的中國，去年不得不應對突然而至的能源供應緊張。發電量以接近 G
DP增速2倍的速度增長，但全國還是有21個省份出現不同程度的限電。今年全國電力供需形勢仍然緊張，限電仍將伴隨全年。
國內礦產資源已無法支撐飛速發展的經濟。鐵礦石進口量增長了30％以上，成為全球最大的鐵礦石進口國，引起國際市場鐵礦石價格不斷上揚。國內電解鋁生產所需原料50％以上依賴進口，由于國際氧化鋁價格受中國需求拉動上漲，單純依靠進口原料的電解鋁生產企業開始虧損。
這兩個看似突然的經濟現象，凸顯了中國經濟發展中所面臨的資源瓶頸。到2020年，中國經濟總量要比2000年翻兩番，而我們究竟要用多大的資源消耗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的資源能否支撐經濟的發展？
4％與30％的背后：難以維系的發展模式
中國經濟航船在2003年乘風破浪，創下了1997年以來的最高增幅，世界為之矚目。但我們無法回避以下事實：
中國已成為煤炭、鋼鐵、銅的世界第一消費大國，繼美國之后的世界第二石油和電力消費大國。以煤炭為例，消耗15億噸，占世界的30％。與此形成強烈對照的是，中國創造的
G DP不到世界總量的4％！
一方面是能源短缺，一方面是高能耗行業的飛速擴張。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行業經濟部副部長馮飛說，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是建立在大量消耗能源、原材料等資源的基礎上。
“目前工業部門的能源消費占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的70％以上，而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建材等高耗能行業的能源消費又占整個工業終端消費的70％以上。也就是說，中國高能耗行業差不多消耗了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的一半！”馮飛說，“正是這些行業的大規模低水平擴張，致使中國的能源和重要原材料供應出現緊張局面。如果今后我們繼續依靠這種發展模式，中國勢必會面對更大的發展瓶頸。”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如果能源消耗與經濟增長速度同步，到2020年我國一次能源需求總量將達到約60億噸標準煤，2002年這個數字是14.8億噸。“以目前的能力，難以保障能源的供應。”馮飛認為，這相當于每年要建成五六個大同煤礦，投資金額將達數千億元，根本無法做到。
礦產資源保障的前景同樣不容樂觀。“我國雖然有些礦產資源儲量較大，但人均礦產資源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58％。”馮飛估計，到2010年，我國45種主要礦產資源只有11種能依靠國內保障供應；到2020年，這一數字將減少到9種；到2030年，則可能只有2至3種。而鐵礦石、氧化鋁等關系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礦產資源更將長期短缺。
除消耗過量的能源和原材料外，現行發展模式還對環境造成巨大的破壞。“現在有很多地方的 G
DP增長以犧牲環境、污染環境為代價，不是綠色的，而是灰色甚至是黑色的。”環境生態學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金鑒明表示，“如果去除環境補償成本，很可能是一個負數。”
以犧牲子孫后代的長遠利益，換得經濟的一時發展，這種發展模式越來越受到質疑。正如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所說：“我們發展的思路不夠寬闊，我們經濟增長的方式過于粗放，粗放到不能容忍，無法長期堅持下去。如果不加以轉變，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節約型社會：從口號宣傳到制度設計有多遠
一方面要應對資源的相對不足，另一方面是利用率過低和嚴重浪費并存，中國經濟中的兩種現象構成強烈的反差———
目前中國終端能源支出占 G DP的13％，比美國差不多高出一倍；萬元 G
DP能耗是日本的9.7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33種主要產品的單位能耗比國際平均水平高出46％。
經濟的飛速發展對資源的支撐能力要求越來越高，但我們正在“透支”這遠非堅實無虞的支撐能力。面對這一困境，政府部門和有關專家提出了一個共同的對策：徹底轉變粗放式增長模式，增強全社會的節約意識，加快建設節約型社會。
節約用水、節約用電、節約用地……節約在許多領域已推行多年。“盡管如此，我們的節約空間仍然非常大。要突破發展所面臨的資源瓶頸，我們必須著手創建節約型社會。”馮飛表示，要把它像實施計劃生育、環境保護一樣，作為一項基本國策來推行。
專家以能源為例，說明了創建節約型社會的重要性。如果按照過去30年世界平均節能率提高能效，中國2020年一次能源需求總量將從60億噸標準煤降至48億噸標準煤左右。“而在強化節能、全面提高能效水平的情況下，2020年中國一次能源需求可以控制在23億至31億噸標準煤之間。”馮飛表示，“大力創建節約型社會，將是我們突破資源瓶頸的重要戰略措施。”
專家建議，建立節約型社會，關鍵是國家要通過“精巧的制度設計”，通過經濟杠桿，鼓勵和倡導節約資源、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循環經濟模式和綠色消費方式。節約，從口號宣傳走向制度設計，將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拉美現象”的警示：構建國家新優勢刻不容緩
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下，我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形成了一定的比較優勢，成為許多產品的全球制造基地。但專家認為，建立在廉價勞動力和能源與原材料高消耗基礎上的國家比較優勢，其脆弱性顯而易見，難以持久。
對此，有關政府部門和專家表示，樹立科學發展觀，增強開發創新能力，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已成為我們的必然選擇。
在中國人均 G
DP突破1000美元之際，一些專家指出，要特別關注中國經濟潛伏的中長期“增長危機”，警惕“拉美現象”的出現。20世紀的一段時間內，許多拉美國家利用勞動力、原材料等生產要素價格低廉的優勢，吸引了大量外資，經濟發展一度非常快。這些國家在人均
G DP接近或超過5000美元后，紛紛止步不前甚至大幅倒退。例如，阿根廷人均 G
DP從1998年的8030美元下降到2002年的4060美元，巴西從4600美元下降到2680美元，智利從4890美元下降到4260美元。
馮飛分析，“拉美現象”有金融危機和匯率變化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喪失國家比較優勢的緣故。“這些國家在經濟增長質量和方式上缺陷較大，過于依賴外商直接投資，沒有及時提高自己的產業創新能力，構建牢固的國家比較優勢。隨著這些國家國民收入不斷提高，生產要素成本快速上升，外資不斷轉移到其他成本更低的地區，進而導致經濟活力喪失甚至出現衰退。”
“如果我們目前的這種發展模式沒有根本改變，那么我們很難在國際分工中長久保持國家比較優勢。再過15到20年，中國也可能出現‘拉美現象’。”馮飛說。
日本、韓國在發展過程中成功地避免了“拉美現象”，其原因在于形成了比較強的產業創新能力。在經濟發展中，生產要素價格低廉的優勢逐步被產業創新能力優勢取代，國家競爭優勢始終得以保持。馮飛認為，“要突破發展中的資源瓶頸制約，我們迫切需要依靠科技進步提高經濟運行質量，以小的代價獲得較大的發展，從而構建新的牢固的國家比較優勢。”新華社記者鄒聲文劉錚（新華社北京2月23日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