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的戛納都有看不夠的風景，每年都有許許多多的看點，美女如云，明星會集，一鳴驚人或者名落孫山。而今年，我心中最關注的是，當戈達爾遇到昆汀，這可能是紅地毯上無數觥籌交錯、即興言歡的會面中最具魅力的一個，真正稱得上只有在戛納才能眺望的風景。
1963年的五月，戈達爾戴著墨鏡，與他的女主角安娜-卡里
亞娜手挽手漫步在戛納Croisette的濱海大道上，他們身邊沒有任何記者。那一年，戈達爾僅僅是個小有名氣的導演，他和卡里亞娜都是普通游客，他們沒有任何作品參加戛納，彼時彼刻，大批記者擁在電影宮門前，等待著希區柯克和費里尼的出現。
但后來，人們把1963年稱為“戈達爾年”或者“卡里亞娜年”。戈達爾當年的三部電影《一個女人是一個女人》、《過自己的生活》和《小兵》雖被組委會放棄，但卻在法國知識分子圈子產生了深遠的作用，因為那三部電影都涉及當時法國官方的政治敏感話題：阿爾及利亞戰爭，一個法國知識分子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加上今年，戈達爾是第14次大搖大擺地來到戛納了，惟獨1963年，他在沒有任何影片入選的情況下來到戛納，這種出現代表著輕蔑、瀟灑、執著，激情背后是桀驁與自信。
到1992年五月，戛納的非競賽單元幾乎是美國電影的展覽會，奧遜-威爾斯的《奧賽羅》，約翰-卡薩維特的《打開夜晚》，羅恩-霍華德的《遠方》，但毫無疑問，一個不知名美國導演的處女作《落水狗》在該單元獨樹一幟，可那一年的記者連昆汀長什么樣子都不知道。兩年之后，昆汀像一個籃球運動員一樣，搖晃著孩子般的臉和對一切畢恭畢敬的神情出現在戛納頒獎會上，好像要灌籃一樣高高舉起金棕櫚獎，《低俗小說》像個賴皮賴臉的、滿嘴臟話的B級電影中的小混混，卻叩開了天堂之門，在這個看電影比吃飯都有耐心的青年身上沒有戈達爾時代電影人的任何使命感和知識分子氣，有的是好奇、調皮和奇談怪論。
從戈達爾到昆汀，整整30年，銀幕上的一切都變了樣子，感動世界的光影已地覆天翻，今年戛納，評委會主席昆汀將在電影宮遇到兩鬢斑白的戈達爾，與1963年和1992年完全不同，他們將成為熱門人物，但在兩者之間，我找不到任何相似的地方，他們之間，惟有只可意會不能言傳的對電影的激情。讀者只能讀到大同小異冠冕堂皇的訪問，卻看不到每次電影節上那些驚心動魄的約會，哪怕只有一分鐘。(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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