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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案例
揚州：醫生上交紅包可拿一半回扣
記者從揚州市衛生局獲悉，為切實解決醫療部門損害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該市目前正在開展糾正醫藥購銷和醫療服務中不正之風活動。此次活動內
容包括，實行回扣“紅包”有獎舉報，其中，醫生如上交紅包，將按回扣紅包總額的５０％進行重獎。
據悉，此次“雙糾活動”，著重建立健全８項制度。包括藥品集中招標采購制度，縣以上醫療機構１００％實行集中采購；合理檢查、合理用藥、合理治療制度；分級用藥制度，控制藥品收入占業務收入比重，三級醫院控制平均在５０％以內，二級醫院控制平均在５５％以內。此外還推出公示、承諾、監督、獎懲和責任制，實行回扣“紅包”有獎舉報，按回扣紅包總額５０％進行重獎。（摘自《江南時報》）
■重點點擊
交紅包拿回扣混淆是非
這個規定表面上是對久禁不止的醫生收受紅包現象所出的一記高招，但仔細想來卻存在著不妥之處，甚至于出現了混淆是非的情況。
其一，混淆了處罰與獎勵的關系。醫生收受病人的紅包是一種非法行為，輕則處罰、掉飯碗，重則坐牢吃官司。把不應收或收了必須上交后應退還給病人的紅包作為獎勵，把醫生這種違規違法行為合法化，收受病人紅包非但不受到應有的處罰，而且還會得到一半的獎勵，就會導致醫生在收受病人紅包時無所顧忌，甚至于出現放手收受病人紅包的惡性循環。
其二，混淆了無罪與有罪的界線。教育醫生拒收病人紅包本應是一項醫生必須遵守的職業道德和法律原則，收受紅包就是違規違法。就像查處腐敗分子那樣，主動交待問題只有在處罰上從輕發落，并不因為你交待了罪行就可以免于法律的追究，也不因為你交出了所有的贓款就可以將功補過。醫生上交了紅包就可以得到一半的獎勵，照此邏輯，腐敗分子只要交待了所有罪行和上交了贓款就可以免罪并可獲得一半的贓款，那么，遵紀守法就會被看成是可笑的事情，而貪贓枉法不僅不會受到處罰和追究，還會得到獎勵，社會正氣將無法樹立，而歪風邪氣就會抬頭盛行，社會將無正義可言。
其三，混淆了法權與規定的位置。任何行業規定都不能違背法律法規而存在，醫生收受病人紅包實質上是以權謀私的行為，首先是違反了國家的法律，其次違背了部門規定和職業道德，作為衛生主管部門必須將醫生的這種違法行為通過法律部門予以懲處，追究其法律責任。現在，部門規定不僅設定了醫生收受病人紅包不違法，也設定了醫生收受病人紅包不違規，更可以得到獎勵，這種將法律與部門規定本末倒置的做法，必然在人們思想上產生法律法規在遭遇部門規定時，規定有時大于法律的錯覺，甚至于會影響到人們對依法治國的信心和決心。（錦秀文）
■旁征博引
醫生收紅包為何屢禁不止
我國早就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該法明確規定，利用職務之便，索取、非法收受患者財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當利益的，由縣級以上衛生行政部門給予警告或者責令暫停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執業活動；情節嚴重的，吊銷其執業證書；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但是醫生收紅包卻屢禁不止，難道醫生收紅包的不正之風真的到了無藥可治的地步？
據日本最暢銷的雜志《周刊現代》披露，日本醫院收紅包，特別是外科主刀醫師收紅包也很普遍。一位醫生出身的記者在《醫生與紅包的現狀》一文中指出，日本醫院目前的行情是，由教授級醫師主刀，紅包為３０萬-１００萬日元；副教授級的醫師主刀為１０萬-３０萬日元。日本的法律不能不說完備，據了解，日本各國立、公立醫院的醫師皆享受國家公務員待遇，收紅包有違國家公務員法。私立醫院的醫師雖不受公務員法的約束，但他們收取紅包后不申報收入，構成了逃稅漏稅。但是，為什么嚴肅完備的法律對紅包依然無能為力？某著名醫師指出，由于日本現在實施的是全民統一的健康保險，各醫院也實施統一的收費標準，所以名牌大學的附屬醫院終日患者盈門。為了得到更好的診治，患者便以紅包的形式挑選自己喜歡的醫師。相比之下，美國的醫療收費體系更直接，實施優質優價的醫療服務，高明醫師與普通醫師的收費標準有明顯差異，患者也就不必通過紅包方式選好醫生。日本醫生面臨的紅包問題，實質上反映了日本醫療制度的不合理。
相對照而言，筆者認為，我國醫院屢禁不止的紅包現象，何嘗不是醫療制度嚴重不合理的產物。據了解，我國衛生資源只占世界衛生資源總量的２％，卻要為占世界２０％的人口提供醫療服務。這樣，就出現了與日本相似的情況，醫院就是“醫老大”，名牌醫院更是如此，患者很難自由選擇：一方面，醫院太少，患者不能因為某家醫院收紅包就不去看病了；另一方面，家家醫院都收紅包，患者很難找到不收紅包的醫院。于是，無論患者多么不愿意，紅包毫無商量地變成了一種“規矩”，由當初簡單的表達謝意演變成必須支付的“定例”。可以說，只要不擴大衛生資源，只要患者對醫院的選擇性不成倍地增加，醫生收受紅包就不會真正杜絕。
更進一步看，法律不是萬能的。如果某一現象連法律也無能為力，一定是受到了法律外因素的干擾。在尋求解決之道的時候，我們應當把眼光放寬些，考慮體制的土壤是否適宜法律的生存。醫生收紅包屢禁不止的背后，是醫療體制本身存在問題。（宗青）
■有理有據
認真解決對醫生人力資本的認識問題
在醫療收費問題上，中國不能盲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二者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發達國家還存在著高福利保障之下的過度醫療問題。對中國而言，目前要解決的是對醫生的人力資本的認識問題。人力資本經濟學家已經把健康、體力、生產技能和生產知識看做是一種資本存量，是構成未來經濟增長的一個源泉。人力資本總是自發地尋求實現自己的市場價值的機會，如果正當渠道不能實現，人們就會尋找其他途徑實現。
如何給醫生的人力資本定價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醫療是專業性很強的行業，患者是將身家性命交給醫生，他們支付的費用一是要買安全、可靠，同時還要買醫德。醫生人力資本的費用定低了，整個社會損失非常之大。醫德醫風建設要靠教育、靠監督來完善，同時還要理順紅包背后最基礎的經濟制度。制度決定人的行為。（其仁）
■眾說紛紜
收紅包影響極其惡劣
收紅包的醫生還是少數。一般來說，紅包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大醫院、特別是手術較多的專科醫院。而在門診、在中小醫院，紅包現象就不突出，因為醫院本身病源就不足，沒有形成賣方市場。
在大醫院也有不少醫生是不收紅包的，或者暫時收了，再交到醫務處，出院時作為患者住院費用抵消。同時，索要現象也存在，個別醫生為了斂財，病人不送紅包就延遲手術，并在言談中暗示。這種情況雖然是極少數，但影響極其惡劣。（耳方）
不合理服務價格導致社會福利下降
政府希望通過較低的價格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所以中國醫療服務價格一直處于較穩定和較低的水平，但是這樣并沒有產生理想的效果，反而使整個社會福利下降。由于醫療服務價格過低，導致病人都擠大醫院，而真正需要大醫院醫生診治的疑難重病患者卻得不到及時的治療，看病難、手術難的問題越發嚴重。紅包就成了這一價格管制制度的“額外補償”。要根治紅包問題，盡快確定合理、科學、符合經濟規律的價格政策極為必要。（海聞）
現行報酬難以體現醫生價值
醫生每天都在超負荷工作，一個骨科醫生，一天要做四五臺手術，還要管一個病區的患者，還要出門診，門診病人排著大隊等著，醫生連午飯都吃不上。而醫生手術超過４個小時，只能得到８元錢的午餐補貼。有衛生間、空調的病房，一張病床每天收費２８元，賓館的收費是多少？我覺得交紅包拿回扣是個辦法，誰讓醫院給醫生的報酬不能體現他們的勞動價值呢。（胡示）
查處收受紅包行為太難了
衛生系統從１９９２年開始抓收紅包、拿回扣的現象，光衛生部就專門發文５次，抓到現在，成效不太明顯。為什么？一種風氣的存在有它的土壤，不改變土壤，光治標不行。
由于紅包行為只是兩個人之間的事情，最難查實。患者都抱怨醫生收紅包，但你正式找他取證，９９％的人不肯提供情況。有的出了醫療糾紛，患者舉報了，醫生又會說：證據何在？患者舉報是故意陷害。（王嚴）
治理紅包必須下“猛藥”
紅包現象已經不是發生在少數人身上，但損害了患者的切身利益，嚴重敗壞衛生行業的形象，必須下“猛藥”治理。治理紅包是個系統工程，應該堅持教育、制度、監督并重，實行標本兼治、綜合治理，采取堅決有力的措施，研究探索治本之策，逐步建立治理的長效機制。同時，對那些容易產生紅包現象的“重災區”，管理部門應該重點教育，重點監控。查實索要收受紅包的現象，一定要采取嚴厲懲罰措施。（冉福）
（來源：2004/6/18齊魯熱線）
灰色收入——“回扣”地位超過“紅包”！
個別醫務人員收受、索要“紅包”、“回扣”的現象，已成為社會問題，大家對此深惡痛絕。近年來，山東省衛生部門采取多種措施，糾正行業不正之風，取得一定效果。為推動這一工作的深入開展，從今日起，本報將推出“說紅包道回扣”系列報道，披露各種形形色色的收紅包、吃回扣現象，并請社會各界人士為這一病癥查找“病因”，開出“良方”。如果您或您的身邊有這樣的故事，如果您對這一現象的產生有自己的想法，如果您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有好的意見或建議，請您留言。
一位同事崴了腳，在長達３個月的看病過程中，每次都能在醫院骨科專家門診那兒見到同一個小姑娘。“說她是病人吧，她從不找專家看病；說她是大夫，又不像，只圍著專家轉悠，有時幫著抄抄方，到底是干什么的？”同事對此很不解。“那是醫藥代表，推銷藥的”。經過“提醒”，同事以后再去醫院，才發現幾乎每個專家身邊都有一個甚至兩三個醫藥代表。“外科醫生拿紅包，內科醫生吃回扣”，這句業內行話現在要稍微改改了，因為藥品回扣作為醫療界灰色收入中最安全的一種，在部分醫生心中的地位已經超過了紅包。從對醫療結構正常經營秩序的沖擊程度來看，回扣也是現階段醫院管理者最頭痛的問題。
“第二份薪水”
“不同的醫院，給回扣有不同的講究，總的來說，有三關一定要過。”南方某藥廠的一位醫藥代表是記者的同學，在這一行摸爬滾打了七八年，深諳此中技巧，他說這是必須遵循的金科玉律。首先拿下院長或分管院長，沒有他們點頭藥品根本進不了醫院；接下來和藥劑科主任套牢關系，可以讓藥房在一般情況下盡可能多地進自己的藥，畢竟現在替代產品太多了；最后就是搞定有處方權的大夫，尤其是各科的主要醫生。
“現在幾乎每種藥都有回扣，最少１０％，大多數是２０％。既然大夫開誰的藥都可以拿回扣，當然是貴的藥、回扣高的藥受歡迎了。”據某三甲醫院一位護士長介紹，一些大夫看門診時，抽屜里都有一個小本子，開了哪種藥、開了多少盒，隨時記錄，月底時到醫院藥房“對賬”。因為醫藥代表是按藥房藥單給每個醫生回扣，如果數目不對，醫生一定會找醫藥代表補上。“有的醫生算得準著呢！我就見過為了三五盒藥的回扣錢，醫生把醫藥代表都訓哭了。”還有的醫藥代表就坐在醫生對面，幫助醫生開方，隨時“累加”回扣錢，部分醫生自然難擋這種誘惑。這樣一來，每個月初就成了部分醫生的“第二個發薪日”，回扣自然也就成了“第二份薪水”，少則幾千，多則上萬。
“隱性回扣”更可怕
“其實現在的回扣已經不單是開藥提成這一種形式了，因為有的醫生求‘利’，有的醫生求的則是‘名’，回扣也要滿足多種需要。”一位外企的醫藥代表說，由于外國公司規定不準直接給醫生錢，贊助醫生參加學術研討會或出國考察，已經成為他們主要的給回扣方式。這位醫藥代表說，參加這種學術會議的都是國內同一領域的佼佼者，彼此建立聯系，為將來去外地講課或會診鋪好路，一來二去，醫生很快就能在業內出名。而且還能借出差出國之機旅游，形式遠比直接給錢隱蔽，可以說是多贏。
一位三甲醫院的主任醫師曾給記者算過一筆賬，像他們這種醫院，稍有名氣的醫生一年怎么也有一兩次出省開會的機會，每次少則兩三天，多則五六天，在國內花費還少些，出國最少也得３萬元左右，有的醫生一年就出去過兩次，這就是６萬。此外，有“眼色”的醫藥代表會主動幫醫生解決汽車養路費、保險、汽油費等；節假日還會為他們打點好類似“海南五日游”等休閑消費。
一句話，只要保證用藥，件件事都能做到醫生心坎上。
查無實證奈我何
現在各大醫院迫于自身管理的需要和社會輿論的壓力，都為杜絕回扣立了規，嚴懲不貸。“但拿回扣是非常隱蔽的事情，只有醫藥代表和大夫兩個人私下交易，即使有懷疑也找不到真憑實據。”山東省立醫院紀委書記邵延彪說。
據了解，省立醫院曾多次接到匿名信舉報，說某藥廠給回扣，某醫生吃回扣。在該院２００２年的一份查處報告上記者看到，一種５６元一支的藥，某科室在三個月內就開了３３０００支，最多的一個月開了１３０００支，用量大于往常，而且有其他較便宜的替代品卻不用，院方認為有回扣嫌疑。“但是我們找不到舉報者，又不掌握確鑿證據，只能停藥了之”。邵書記說，每年省立醫院都要停掉１０種左右有回扣嫌疑的藥。其他醫院也是如此。
醫院也是受害者
“一旦醫生沉迷在靠回扣賺錢上，那他的醫術和名聲也就完了”，山東大學齊魯醫院神經外科主任醫師吳承遠說得好，醫生的職責貴在治病救人，怎么能為了區區利益，放著便宜有效的藥不用，去給病人開大藥方呢。回扣損害的不只是哪一個醫生的聲譽，更是整個醫療界的形象。
“醫院也是回扣的受害者”，邵延彪說，回扣不僅讓醫院難查處，給醫院的名聲帶來不好的影響，更攪亂了醫院的正常分配機制。“一般情況下醫院每月給醫生發５０００元獎金應該不少了吧，但如果有回扣在，有的醫生一個月能拿１萬，他還怎么把獎金看在眼里，這樣一來醫院的激勵機制就顯得蒼白多了。”（記者 魏然 王凱）
責任編輯 原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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