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4月，攝影記者解海龍深入安徽采訪希望工程，在眾多的泥孩子中發現一雙閃亮的“大眼睛”，拍下了《我要讀書》這張極具感染力的照片，推出了全國希望工程形象代表———“大眼睛”姑娘蘇明娟。13年過去了，蘇明娟現在是安徽大學職業技術學院的學生。近日，當有記者問到：從“大眼睛”問世到如今已13年了，這13
年來你最想說的是什么？蘇明娟答到：我最想說，太累了，因為我也只是一個小女孩。（7月9日浙江在線）“大眼睛”的回答有些出人意料，但細想一下，又在情理之中。
“大眼睛”的累從何來？當然不是再為缺錢上不起學而憂愁，也不是為生計而受苦受累，而是在公眾過分關注的目光下，她失去了本屬于自己的“一個人的生活”。在許多人的心目中，“大眼睛”是希望工程最初的受益者，她接受了社會那么多的資助，那她的一切言行都應該符合社會的期望和要求，那么多人關心她、幫助她，她就應該向社會和好心人報恩，否則就是忘恩負義。而正是在這樣的氛圍和壓力下，但凡有記者采訪，不管多忙多累，也不管人家問什么，怎么問，她都得認認真真地回答。但凡有公益活動需要參與，不管她愿不愿意，有沒有興趣，都必須積極參加。好多時候，有組織出面邀請她參加活動，事先連什么內容都不告訴她，她卻連一個“不”字也不能說。她成了一個形象，一個標志，只能“公開”地活在人們的目光中，似乎每個人都有權知道甚至決定她的一切。去年，她曾主動提出“不再需要希望工程援助”，但安徽省希望工程辦公室沒有答應她的請求，仍在提供一些必需品，她自己用不了，剩下的都寄了給家鄉的孩子們。當一個人連自己不想接受別人資助的權利都沒有時，她還能拒絕什么呢？又敢拒絕什么呢？去年暑假，蘇明娟和幾個同學去了合肥一家房地產公司做售樓小姐，賺了一點錢。許多人卻提出了質疑，這是別人在利用她的名人效應賺錢。“大眼睛”本就是名人，除非她不去賺錢，除非別人認不出她，否則，她賺錢是不是利用了名人效應，是難以說得清道得明的。
一個連學也上不起的農村小女孩，因為一張照片，從此一夜成名，有學上，有人關心，無疑是幸運的。13年來，社會給予了蘇明娟很多，她也為社會付出了很多。如今，小女孩長成了大姑娘，她也要戀愛，也要有自己的一片天空，她也是凡人，也想找份體面的工作，也想多賺點錢，只要不做有辱希望工程的事，她就應該有權利不受別人的“窺探”和干擾。作為一個成人，作為一個有獨立民事行為能力的人，蘇明娟有權拒絕那些沒完沒了的采訪，有權對那些本不必有她或她不想參加的活動說“不”，有權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愛好安排自己的生活。
從希望工程“形象大使”到十四大團中央委員，“大眼睛”一直渴望像弟弟那樣平靜地上學、生活，但過多的干擾使得她甚至對自己的家鄉都產生了一份隔膜。解海龍如今也有些倦了，他曾希望一切因“大眼睛”考上大學而劃上句號，讓恢復平靜生活的她“有她自己的快樂”。但事實卻是，因為“大眼睛”的“自我行動”越來越多了，她的“曝光度”也越來越高了。從媒體時不時發布的一些照片中不難看出，好多時候，蘇明娟的那雙“大眼睛”中滿含著無奈、迷茫與疲憊，這不由得想讓人說一句：放過“大眼睛”吧！(易其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