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農民工的素質普遍提高，他們已經不像80年代進城的第一代農民工那樣主要是打工以貼補家用了，這些新一代的農民工普遍年輕、文化程度較高、長期在外打工，社
會活動參與度較高更認同城市的生活。但與之不對稱的是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也越來越突出（資料圖片）
據調查，中國農民工養老、失業、醫療、工傷、女職工生育保險的參保率較低，平均不到30％，農民工的企業補充保險、職工互助合作保險、商業保險的參保率更低，平均不到4％。如此低的社會各種保險的參保率，必將給這些農民工的未來生活帶來各種隱患（資料圖片）
到目前為止，全國大約已有上億農民被轉移到了非農產業，但他們一直被排斥在當地正規勞動力市場之外，被排斥在當地主流社會生活之外，處于邊緣狀態。他們普遍沒有社會保障、沒有醫療保險、不能享受經濟適用房政策、子女入學要交高額贊助費等（資料圖片）
誰也沒有想到，在擁有9億農民和1.5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中國竟出現了“民工荒”：從2004年初開始至今，廣東、福建、浙江等地勞動力市場紛紛告急，普遍缺工。據媒體報道，僅珠江三角洲地區，農民工缺口保守統計就高達200萬人。大量農民工紛紛離廠，使眾多企業的生產頓陷困窘。一些缺工的企業為吸引農民工前來應聘，甚至把漂亮廠房拍成照片一并附在“招工啟示”上，但依舊沒有多少“農民工”買帳。
曾經備受“一盤散沙”詬病的農民工，這一次好像是在突然之間，頗有默契似的一致向市場作出了一個令誰都不敢輕視的舉動：他們向市場說了聲“不”。
缺失社保，民工說“不”
今年春節以來，福建、廣東、浙江等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相繼出現用工短缺情況。與過去勞動力市場普遍缺乏技術工、熟練工情況不同的是，這次市場告急的卻是普通工種——一個普通農民都可以承擔的角色。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那些曾高唱著“東西南北中，打工到廣東”的農民工遠離了廣東，使那些曾堅持認為“要想富，就走沿海打工路”的農家子弟不再對這些地區充滿迷戀？他們去了哪里？他們為什么作出這樣的選擇？四川省作為勞務輸出大省，“川軍”名號在外出務工人員和招工企業中也一直聲名赫赫，這里農民工的發言頗能代表他們某些共同的心聲。
肖軍(四川農民，曾在廣東務工8年，2個月前離開廣東去了上海)：在廣東等地我們的權益得不到很好的保護，簡直就是廉價勞動力。在上海打工，平均工資就要比廣東高200元左右，在社會保障和勞動權益保護方面，上海做得也很好。現在的農民工已經不像以前了，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有強烈的維權意識，基本權利得不到尊重的話，我們就只有對他說“不”。
曾與妻子雙雙在廣東東莞一家工廠務工的四川省金堂縣人羅世彬，不久前也向他們的工作單位遞交了辭呈。羅世彬所在的金堂縣是四川省勞務輸出基地縣，主要向廣東輸出勞務人員。2003年該縣有17萬人外出務工，其中大半流向了今天發生“民工荒”的城市和地區，在這些地區金堂縣的農民工們去年一年大約就賺了7億余元。羅世彬與妻子在沒辭職之前，兩人每月收入合計近2000元，比起在老家務農的很多人來說，這樣的收入水平令人艷羨，但是羅世彬卻果斷地帶著妻子從廣東辭職了。
羅世彬：在那邊打工就像犯人一樣，什么保障也沒有。我在廣東務工的地方是一個只有十幾個人的小廠，在這個廠工作了2年多，一直都是每個月800元左右，沒加過薪、沒拿過任何補貼或福利。此外，廠里還要扣壓一個月的工資，并經常叫我們干一些沒有報酬的活。而且工作條件艱苦、勞動權益得不到保障，在那兒我們平均一天要干12個小時，晚上6點半上班，常常要到第二天上午9點老板才同意下班。與其在外面“像犯人一樣”打工，過著沒有保障的生活，還不如回家找點事做。我在廣東打工不少老鄉都和我想得差不多。
鐘代澤(金堂縣亨通職業介紹所經理)：很多去廣東打工的人都反映那邊工作時間太長，壓力大，而且還要扣壓工資，許多人就不愿去那邊務工了。前不久，深圳一家電子廠要招500人，但現在只有3個人愿意去，東莞一家鞋廠招人，但到現在還沒有一個人愿意去工作呢？
當然那些能保障進城務工農民基本權益的企業也能留住工人。
陳超(四川農民，在廣東東莞某鞋廠已經工作了近7年)：雖然這家工廠的工資也不是很高，每個月只有800元，但是工資能按時發、老板也不會隨意克扣，各種福利、社保工廠也都解決了，在這樣的工廠工作覺得踏實。我們這個廠一共有幾千名工人，近一半是四川來的民工，但走的人卻不多。
一個群體開始覺醒 一種力量開始形成
從當年的“民工潮”到如今的“民工荒”，我們似乎能讀出一種力量在成長：備受“一盤散沙”詬病的農民工一旦作為一個群體在行動的時候，我們誰也不能輕視他對中國經濟、社會甚至包括政治的巨大影響力，畢竟這是一個擁有上億“成員”的群體。
他們見多識廣保持了對農村的巨大影響，他們吃苦勤奮成就了城市的快速發展，而這樣一個群體卻一直沒有進入我國政策的主流視野，處于邊緣化地位。從身份上講，他們是農民；從工作上講，他們又是工人；這就意味著他們是既不同于農民又不同于工人的一個有著自己利益訴求的群體：他們比農民更強烈地要求子女受教育的機會、要求基本的社會保障、要求工資待遇的提高、要求工作環境的改善，同時他們又不像工人那樣有著自己嚴密的組織，他們大多是小團體活動但又有自己的潛規則，他們大多兩地分居、普遍缺少文化生活。如果不是去年孫志剛事件，恐怕如今的農民工還要一面用廉價的勞動力為城市的發展作出貢獻，一面隨時有被收容遣返的危險。
近年來，農民工的素質普遍提高，他們已經不像80年代進城的第一代農民工那樣主要是打工以貼補家用了，這些新一代的農民工普遍年輕、文化程度較高、長期在外打工，社會活動參與度較高更認同城市的生活。但與之不對稱的是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也越來越突出。
據人民政協報報道，不久前在政協十屆常委會某次分組討論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研究室主任李永海透露，中國農民工養老、失業、醫療、工傷、女職工生育保險的參保率分別只有33.7%、10.3%、21.6%、31.8%和5.5%。而農民工的企業補充保險、職工互助合作保險、商業保險的參保率就更低，分別只有2.9%、3.1%和5.6%。
如此低的社會各種保險的參保率，必將給這些農民工的未來生活帶來各種隱患。于是，與“民工荒”伴隨進入公眾視野的是，農民工維權意識普遍增強。
羅興國(金堂縣委副書記)：廣東等地出現的“民工荒”是勞動力市場反映出來的一個強烈“信號”，農民工的維權意識也不斷提高，農民工群體的自我意識也在逐步覺醒。
農民工群體自我意識覺醒的典型表現就是各地“農民工會”的成立。據報道，今年上半年在沈陽出現的農民工工會，截至6月末，已有會員4500人，有的農民工還被選為工會委員及工會領導。該工會已經為100多名農民工要回了近35萬元的拖欠工資款。除此之外，珠三角等地農民工會也在蓬勃發展，已經出現為了爭取農民工利益而與資方談判的原始組織，并有取代老鄉會這種具有民間原始特征自發性組織的趨勢。不少將外出務工的農民的流向也開始受到這種組織的影響。
廖先貴(金堂縣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今年上半年，從廣東等地發來的招工信息和招工人數都比去年同期增加1倍的同時，金堂縣外出務工人數也增加了6000人左右，但這些人卻好像很有默契似的大都沒有選擇廣東，而是選擇北京、上海、成都等地。
胡光偉(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員)：我們的政府在進行勞動立法、構建社會保障體系、規劃城市勞動力市場的時候，必須把農民工納入到主流視野，不能再把他們當成邊緣人了。
我國經濟正在接受道德考驗
改革開放以來，各地為促進經濟發展，地方長官普遍熱衷于招商引資，并在我國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招商引資熱。在激烈的競爭中，農民工權益保障往往成了資方與地方政府博奕的犧牲品。
郭正模(四川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不少地方政府為吸引資金在本地投資，有的甚至暗許資方可以不給工人尤其是農民工買保險、辦社保，對其為前來務工人員準備的工作和生活環境更是沒有盡到監管的責任。不可否認，盤活民間大量流資對推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忽視勞動者權益的經濟增長是不道德的。
到目前為止，全國大約已有上億農民被轉移到了非農產業，但他們一直被排斥在當地正規勞動力市場之外，被排斥在當地主流社會生活之外，處于邊緣狀態。他們普遍沒有社會保障、沒有醫療保險、不能享受經濟適用房政策、子女入學要交高額贊助費等。
據四川省民工救助中心的調查，四川農民工每年因為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而造成的損失，占到了當年農民工收入的10%，平均每位農民工每年要損失幾百元。救助中心主任朱維成7月中旬曾和廣東省發改委、勞動廳等部門一起到廣州市作過調查，發現廣東許多臺資、港資企業的工資水平仍停留在90年代，扣除物價、交通等因素，甚至還趕不上內地的一些企業。因此有人認為廣東等東部沿海地區之所以能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大量占用了低成本的農民工勞動力。
陳孟坤(四川省勞務開發辦公室副主任)：對保護民工權益來說，這次“民工荒”現象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現在廣東那邊許多企業都把“按月發工資”作為在川招工的第一個條件，這說明民工權益保護的“倒逼機制”開始發揮作用，保護勞動者權益成為企業不得不面對的事實。
據報道，最近一段日子，蘇州、杭州、紹興、無錫等長三角城市的不少企業，也相繼調高了民工工資，幅度大致在7%到12%之間。調高農民工薪資待遇，客觀上的確會削弱我們曾引以為豪的“勞動力價格優勢”，導致企業用工成本增加，但在“以人為本”的立場上，只有建立在相對合理的工資水平上的GDP增長才是道德的，更何況“和諧的勞資關系也是生產力”！
與此同時，我國一些地方政府的立場也在悄悄發生變化，由過去只盯著GDP數值轉而逐步關心持續發展和社會公正，這不正是十六大所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嗎？據了解，從2003年開始至今，廣東省的佛山市、中山市等地政府都曾出面去到外省招工，并向農民工承諾了不少優惠條件，比如提供來廣東的路費、預支第一個月的工資等等。
郭正模：除投資環境外，就業環境其實也是地區的重要競爭力。盡管對于我國來說，勞動力總量上不會出現短缺，但是勞動力過剩程度將不斷降低，并最終走向勞動力與資本的相對平衡。而目前出現的“民工荒”現象的背后實際上是社會保障等勞動力權益保護體系的缺失，而缺乏勞動力權益保護體系的就業是一種不正常的就業。那些只想利用我國廉價勞動力并通過不停的輪換高強度生產作業的工廠和地區，從現在看來，他們是受到了懲罰。（侯大偉
江毅 薛丹）
編輯：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