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北京雅安商廈的保安打傷一名年逾六旬的女港胞，社會反響很大。隨即，商廈受到了處罰。
事情一披露，輿論當然一邊倒，齊刷刷聲援那個女港胞。女港胞是無辜的，的確值得同情。商家打人是錯的，受譴責理所應當，對其處罰也確有必要。但商廈在認錯與受罰后也向媒體訴說自己的委屈：“因為本商廈不接待中
國顧客……”
事到此遠未了。有人想到了舊上海外灘公園大門口那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恥辱牌，兩相對照，該商廈“不接待中國顧客”的做法豈不成了對13億國人的集體污辱？由此，歧視國人問題上升為該商廈的主要“罪錯”。
只要念過小學的中國人都知道舊中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恥辱。該商廈是中國人開的，又開在中國，事先一定知道“不接待中國顧客”可能帶來的道德風險和法律風險。由是觀之，商廈為何敢冒如此風險？
照該商廈自個兒的說法，“我們出此下策是防止國人‘盜版’服裝式樣。”假如此說成立，那么又引出兩個問題：一，在道德風險與企業防“盜版”的兩難選擇中，商廈優先考慮后者；二，歧視問題又派生出國人誠信問題。
究竟是歧視問題還是誠信問題？思考中，我突然想起經歷過的兩件事：浙江省有個山區縣叫云和縣，木制玩具是全縣經濟第一支柱，銷往全世界的玩具市場。可有一年我到云和縣采訪，卻發現玩具批發市場每家鋪面陳列的玩具要么蓬頭垢面，要么是過時款式。同去的當地官員為我解釋：“新潮的都陳列在攤主家里哩！”這是嚴防玩具式樣被“克隆”啊！官員還補充說：“這里的攤主一般不和國內客商做生意。”
說到國內商家不做國內生意，中國輕紡城部分專做時新面料的攤主也如此。新面料開發者花費不小，只要一上柜，第二天“克隆”產品便批量上市，只因“克隆”者無須分攤開發成本，價格要比原創者賣得便宜。
再聯想到雅安大廈的做法，我盡管極力反對打人動粗，但也對雅安大廈有了些許“同情”。人們不能不正視“雅安商廈事件”所反映出的問題，恐怕不僅僅只是歧視問題。
我們不敢想像，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當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任都喪失殆盡時，經濟發展的意義又體現于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