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鏡》中記載，宋太祖一日罷朝，俯首不言，久之，內侍王繼恩問故。上曰：“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史官必書之，故不樂也。”眾所周知，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之后，又“杯酒釋兵權”，使自己的統治地位穩若泰山。這樣一位開國皇帝“偶有誤失”，竟然怕“史官書之”，令人感慨
。
在古代，史官的職能主要是以書面的形式記錄和反映有一定意義的現實事件，兼有輿論監督與記載歷史的作用。趙匡胤在朝中設史官，無疑給自己套上了一個“緊箍咒”———他的所言所行包括過錯、失誤，都會被記錄在冊，流傳于世。而與孫悟空頭上那個“緊箍咒”所不同的是，只要趙匡胤一句話，那些敢于作自己“反面文章”的史官便會丟去烏紗帽乃至人頭。趙匡胤愿意的話，就連史官的編制也能立馬就被撤消，“緊箍咒”自然也就不復存在了。趙匡胤并沒有這么想、這么做。而是讓這個令自己頭痛心煩、傷神勞心的“緊箍咒”像鏡子那樣照著自己，像鞭子那樣抽打著自己。這件事讓我們從一個小小的側面領略了封建時代開明君主的胸懷。
此事使筆者聯想到這樣一件事：建國初期，陳毅同志擔任上海市市長時，每當在重大建設項目和大項開支的請示件上作批示，簽字的右手就禁不住地“直發抖”，生怕一筆下去，有所紕誤，對不起黨和人民。
趙匡胤乃封建帝王，陳毅是共產黨的高級領導干部，二人不可相提并論。但他們因“怕”而折射出的那種胸襟、肩負重任而負有的自律意識卻有其共性。當前，我們的國家正處在一個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人們的思想觀念日趨多元、復雜，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的思潮有所抬頭。在一己私利的驅使下，一些腐敗分子往往置黨紀國法于腦后，橫行霸道，貽害一方。近年來發生的廈門遠華走私案、沈陽慕馬大案以及綏化市系列賣官案等涉案分子，無一不是無所顧忌、無所畏懼“地雷”之“勇士”。在他們的心里，辦任何事之前，但凡有一點“怕”頭，也不至于發展到“組織無法挽救，家人無法挽留，自己無法挽回”的地步。
人，尤其是手握重權的人，還是有所“怕”為好。常思法紀之威嚴，常想“群眾的眼光”，常慮輿論監督的洞察力與穿透力，主動在自己的頭頂上懸一把利劍，揮一支鞭子，套一個“緊箍咒”，便會多一分畏懼、去一分貪婪，多一點小心，少一些“欲望”。惟此，方可真正做到慎初、慎獨、慎微，潔身自好，清正廉明，拒腐蝕、永不沾。(李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