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重慶萬州區市民胡權宗，因為“棒棒（搬運工）”余繼奎的扁擔撞了一下自己的妻子，夫妻倆便對余繼奎先后施以耳光、棍棒的毆打，胡并且自稱是公務員，出了什么事花錢可以擺平——胡此舉頓時引起周圍群眾公憤，并由此造成數百人圍觀，致使交通堵塞。當地政府為此啟動了突發事件處置預案，區
領導親自趕到現場向群眾解釋、勸說，以平息眾怒……
一次原本尋常的市井紛爭，何以竟能引發一場導致政府“啟動突發事件處置預案”的群體事件？
歹徒街頭行兇路人冷漠旁觀之類的新聞，我們沒少聽說，但像上述這種群眾非但沒有置之不理而且踴躍參與其中，以公憤待之的事情，倒是比較少見。是什么讓事情變得如此特殊呢？是“耳光”之類的毆打？顯然不是，這類打罵行為在類似糾紛中常見得很，不足以成為特別的“亮點”。是胡自稱“公務員”，并表示“出了什么事花錢可以擺平”的恃強凌弱、肆無忌憚？——報道中沒有對此直接做出說明，但我們從當地政府對胡“冒充公務員”身份的強調以及為此反復“向群眾講明真相”中不難推測，胡權宗假冒公務員，在上述事件中所起作用的分量。
這讓人聯想起前不久人大校園內一起“寶馬”糾紛中當事一方的兩句名言：“這件事情花多少錢可以擺平？”“明天你們就會知道我是誰？”從事后輿論對此的強烈反感中，我們不難體會“公憤”的心理來源。當然，寶馬車主是真實的，胡權宗的公務員身份卻是虛擬的，可為何虛擬公務員一句“出了什么事情花錢就可以擺平”招來的卻是廣泛的憤怒呢？如果我們不借此深思背后所透露出的一些地方干群關系緊張的現實，真相恐怕不會那么容易了然。
關于干群關系，曾經有人做了一個戲擬：過去是“魚水關系”，而現在是“油水關系”。雖然是戲擬，但也透露了部分真實，那就是現在的有些干部、公務員，不僅是脫離群眾、浮在面上的，而且由于他們據守部門或一己的既得利益，已經在為政品質和內在感情上與人民群眾有了質的區分、隔膜。公眾因此對他們產生“非我族類”般的排斥感并不奇怪。
從本質上說，干群關系也屬于人際關系的一種，而心理學告訴我們，任何和諧人際的達成，都是人際雙方基于平等、尊重之上相互溝通、體諒的結果。顯然，如果其中的一方對另一方長期缺乏信任，對之深懷戒備，甚至從對方身上感到一種被剝奪、被歧視，那么隨著這種屈辱心理不斷積累，人際必然惡化，從冷漠走向憤怒在所難免。
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要“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始終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堅決反對脫離群眾、以權謀私……”顯然，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語境下，要重鑄干群的魚水、血肉關系，就必須打造一個社會各利益群體能溝通順暢、平等互動的制度環境，惟其如此，包括干群關系在內的各種社會人際才有和諧的可能。（張貴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