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昨日報道，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日前在全國高校一個工作研討會上說，我國的高校教育收費改革是必須的，但不能使高等教育的發展以教育收費為基礎，收費只是對政府投入教育的財政資金不足部分的補充，“今后我國高校教育的收費不能再提高了”。
在今年3月，教育部就曾經要求各高校“2004年高校收費標準將
繼續保持穩定”，這次張保慶的再度表態，或許是在表達這樣一個意思：高校收費的穩定不僅僅是2004年，而是更長的時間。
為什么高校收費不能再漲，張保慶說，是因為一部分困難學生出現了上學難的問題，“尤其是農村學生問題比較突出，老百姓對此很有意見”。他舉例說，在北京以一個學生每月生活費300元算，加上4000元左右的學費和回家探親等其他費用，一年將近要花1萬元。而我國現在的國情，農民的孩子占的比重還很大，下崗工人供養孩子也很困難，因此，高校收費再也不能提高了，“我國的高等教育不能辦成誰有錢誰就能上大學的局面”。
的確，“高校收費不能再漲”，可以看出是教育部門在對目前高校收費標準和公眾經濟承受力進行評估后作出的客觀判斷。在有些地方還信奉“教育產業化”、把教育當成賺取暴利工具的情況下，教育部的這個表態，不啻是一服清醒劑，可以讓一些發熱的腦袋冷靜下來，思考“教育到底是為了什么”這樣一個問題。
有資料顯示，目前的大學學費一般在5000元到1萬元不等，比1989年增加了25-
50倍，而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長了4倍，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2.3倍，大學學費的漲幅幾乎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長。這樣的標準顯然是高的。當“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日益樹立的今天，高等教育也不能例外。發展高等教育，要充分考慮公眾的承受能力和中國的國情，不能把它建立在通過高收費取得高效益的基礎之上。
其實，高校收費標準的制定，并不能僅僅根據公眾的收入來決定。有低收入人群當然不能提高，但公眾收入高了能夠承受得住，是不是就可以把標準定得高高的？這里實際上涉及教育的公益性問題。
教育一直被看成是一種典型的公共產品，興辦教育、努力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權利是國家的義務。在當前，基礎教育作為義務教育已被立法保證，對基礎教育之外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國家也要盡最大努力保證，如果資金實在缺乏，可以通過向受教育者收取一些費用來進行補充，但來自政府投入以外的補充性的收費，并不能改變教育的公益性質。
教育的公益性決定了它不可能像商品一樣完全通過市場來提供。要保證教育的公益性，就必須對其收益作出必要的限制，對教育市場作出必要的規范。一方面要考慮到受教育者的經濟承受能力來收取一定學費，同時還要保證教育機會能夠得到公平的分配，不能形成“有錢人才能上大學”的局面。
所以，我們對教育部負責人的表態予以肯定的同時，還希望能夠由此建立一種對高校收費進行規范的制度。這種制度至少包括：設定一個評估程序，使高校收費實現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公眾收入狀況達到平衡，設定一個審議程序（比如召開聽證會等吸收民意），取得公眾的認可；設定一個監督程序，對高校有無亂收費、收費后的開支等進行社會監督。
高校收費的合理化和穩定化是公眾的一個期待。現在，教育部的如上表態，已經為這樣的制度建設奠定了基礎。艾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