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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某雜志社組織了“張藝謀及中國電影藝術研討會”。雖然張藝謀沒有到場，但據說為他準備的椅子一直空在那里，以示虛位以待的誠懇。會后，與最近許多次“涉張事件”的慣例一樣，制作人張偉平先生出面代言，表達了對這次研討會的態度。
研討會的開場白中，就有研討會的目的“并不是要打倒張藝謀，而是幫助
他繼續進步”的聲明；張偉平則回應說，研討會如果真能達到幫助張藝謀進步的目的，那“當然是好事”。但恰恰是在這你來我往的客氣中，讓人覺得他們之間其實還結著很深的“梁子”。
歐美票房大賣之后，《英雄》和《十面埋伏》就成了國內批評界無法回避，又難以下嘴的棘手難題。兩部影片共同的蒼白和空洞，在中國的批評語境中有著不言自明的“原罪”。而歐美等海外觀眾的追捧，卻給這種不證自明的評價體系和評價方式，提出了不得不考慮的另外一個角度。
當然，這樣的說法，并不意味著張藝謀打敗了批評家而使關于《英雄》和《十面埋伏》的爭論有了勝負。兩部影片在海外大賣之前，面對國內輿論的一片批評質疑時，張藝謀的心里大概也是忐忑不安。大師面對批評時通常會比較鎮定，但批評的聲音匯成一片時，大師的鎮定也會有限度。
所以，無論以什么標準為據，在張藝謀與批評家之間，也無法分出勝負。而《英雄》和《十面埋伏》在國內外、圈內外反差巨大的評價，也絕非藝術與商業之爭那么簡單。張藝謀在國內外、圈內外之間如此不能兩全，除了可能造成他自己的創作處于尷尬和分裂的狀態之外，更證明了國內外、圈內外的電影觀念和審美標準之間，存在著多么巨大的差異。這樣的差異不但已經給張藝謀帶來尷尬，其實也一直是中國電影人的普遍困惑。批評家若能以自己的豐富學識和理論能力，為這種差異找到真正的成因，將對包括張藝謀在內的中國電影人提供巨大的幫助。反之，如果我們始終只能看到批評家的“蒼白論”與張偉平先生的“票房論”之間的“關公戰秦瓊”，則中國電影的發展很難得到理論的支持。張天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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