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作家批判書》對錢鐘書、余秋雨、王蒙、梁曉聲、王小波、蘇童、賈平凹、汪曾祺、北島、王朔，進行了系統嚴肅的文學批評，但讀后仍覺意猶未盡，便忍不住再指手畫腳一番，來個一家之言，也算自娛 自樂。
對錢鐘書的批評，只圍繞一部《圍城》
展開。《圍城》是錢鐘書于1944年動筆，1946年完成的，當時，他還要忙著寫《談藝錄》。錢鐘書35歲生日詩里有一聯：“書癖鉆窗蜂未出，詩情繞樹鵲難安”，就是寫這種兼顧不來的心境。無論從寫書的時間、寫書的具體環境，還是錢鐘書本人術業專攻的方向來說，《圍城》都難以成為一部文學經典。可是，作為一部描寫文人生活的通俗文學作品，在當代，又有幾部作品能達到它所達到的高度？應該說，《圍城》是經典，不是學者的經典，是普通讀者的經典。 余秋雨和古往今來悲秋傷春的文人并無不同，只是在就其知道的歷史文化的只言片爪進行抒情，不僅未能對歷史文化作出新的闡釋，一不小心，還時不時地露出破綻。
幾個月前，還曾讀過王蒙的長篇的《青狐》，小說并不吸引人，感覺還是停留在那個特殊年代的話語模式中。對王蒙永也無法作出純文學的批評。王蒙是一個深諳生存環境的作家，他的自我調節能力，使他游刃有余地活躍在文化裂變的縫隙中。在那個特殊年代，王蒙能夠體面地活下來，本身就是一個典型個案。打個也許不太恰當的比方：王蒙很像王朔，都在各自的時代背景下以文為生，通過正當途徑獲得成功，不同是王朔弄的是商業大潮，王蒙博的是政治風云。
對梁曉聲，《十作家批判書》主要把矛頭指向了他的《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分析》一書。梁曉聲的啟示是：作家千萬別亂戴學者的帽子，是非問題出錯了，就真該批判了。
王小波是我最喜歡的當代作家，令人欣慰的是，《十作家批判書》中對王小波是持褒獎、肯定的態度。王小波的作品與《圍城》一類的通俗文學作品的命運正好相反，很難通過影視途徑得以流行，很難被廣大群眾喜聞樂見，但被文學愛好者及許多學者奉為圭臬。對王小波，我的評價是：真正具有幽默感的作家，運用文字、駕馭語言的大師，有著驕傲理性的獨立思想者，能夠安于寂寞的耕耘者。那些作家應具備，卻沒有幾個作家能具備的條件，在王小波身上都能找到。
蘇童對諸多西方現當代著名小說家都能模仿得像模像樣，但他并沒有在此基礎上形成自己的風格，始終有著人人都有一點的痕跡。說明他沒有致力于寫作風格寫作本質的研究。他只是一個接一個地講大家聽過或是沒聽過的故事，而這些故事，距離最好的小說必須具有健康的、靈魂的深度要求相去甚遠。蘇童的作品不少被改編成影視，這是對前者的一個佐證，說明他的作品具有較多的電影語言因素，而且非常注重大眾的口味與接受心理。蘇童是勤勞多產、作品平庸的作家。
賈平凹的散文比小說好，短篇小說比長篇小說好。賈平凹的長篇遭人一致詬病，不是因為他的藝術
風格、故事和情節，而是缺少自己對世界的獨特理解，這就無法激活他所描寫的那些“頹廢、無聊和空虛”。在賈平凹的短篇小說和一些散文中，也存
在這個問題，只是不易被人覺察。賈平凹能否在長篇小說上取得成功，拭目以待。很長時間沒聽到有關他的消息了，不是件壞事。
汪曾祺自己說，我未經歷過什么大事，要我寫大事，我怎么寫得出。我對這句話有這樣的理解：即使經歷了大事，我也不愿意寫，非我所好。汪曾祺的寫作及生活，可以用一個字概括：閑。你見哪個閑云野鶴、逍遙散人夜不能寐，一門心思考慮靈魂，滿腔熱血求索不止。汪曾祺老來成名，成名就成名在閑情逸興的文字上。寫了一輩子，閑下來了，反而獨樹一幟，大獲成功。所以，對汪曾祺無須強求什么，更無須去衡量他離文學頂峰有多遠。
“文革”時代的壓抑，使北島的詩情空前豐厚，亟待噴發，重新獲得“個人思想者”的權利，再加上個人獨具的語言天賦，他的詩便有了強烈的震撼力和感染力。北島是天才，不僅詩情綿長，而且能致力于詩的思考，所以他“活”得很久。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北島的思考并沒有深入下去，而且對自己的過去作了全面的否定。他是一個偉大的“季節詩人”。
批王朔最沒勁，他搞文學就是為賺錢，他寫的東西也有一定的娛樂消費價值，關鍵是他自己把什么都說得很清楚了。王朔是個講故事的天才，以他的聰明，如真能一心一意搞文學，難說不會成為大家，不過賺了錢，出了名，總得有代價，這代價值不值，就是自己的事了。
（《十作家批判書》由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