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云南省硯山縣維末鄉發生一警察開槍殺人的惡性事件：僅僅因為一點兒小摩擦，民警陸雄悍然拔出手槍，當場打死兩人，打傷一人。在并非執法和執行公務的情況下，一個人民警察先是違規攜帶槍支，接著又將并非犯罪分子的普通群眾就地槍殺（即便對犯罪分子也不能隨意槍殺），如此可怖而且可恥的一幕，居然出現在
人民共和國的國土上，實在大大超出了善良的人們的合理想象！
警察以犯罪的方式致人死傷，盡管屬于極端之個別，但這些年來也時有所聞。四年前，在短短兩個多月的時間里，在河北省霸州市、河南省禹州市和云南省森林公安分局，就先后發生三起警察因普通民事糾紛而開槍殺人的事件。此次云南省硯山縣民警陸雄的行為，同樣令人萬般震驚。
有人也許會把陸雄的暴行歸罪于他的特權意識太強、文化素質太差，以及少數基層公安部門在槍支管理方面還存在漏洞、針對警察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待加強等因素。不過還應當看到，一個根本的原因還在于，在中國，警察和普通公民之間的一個明顯區別，就是前者可以持有槍械，而后者無權持有槍械（這里并非主張中國公民擁有槍支合法化），這同時又導致了另一個明顯區別，即警察除了在職權范圍之內可以合法地使用強制力手段（不含濫施刑罰、刑訊逼供），還存在著大量的利用“職務之便”而使用強制力手段的可能（合法與否姑且不論），而普通公民別說動用槍支擊斃他人，就是拿出槍支象征性地威脅一下對方，就至少涉嫌違反了《治安管理處罰條例》。
警察與強制力的這種關系應該說是順理成章的，但是，這絕不意味著可以大肆渲染強制力意識，可以在作為一種職業的警察的身上無限制地培養強制力崇拜，否則，在原本有著多種非強制力手段可供選擇的情況下，一個警察不過是遇到了一點兒小麻煩，或受了一點兒小委屈，很可能就習慣成自然地一扣扳機，手無寸鐵的普通公民，很可能轉瞬之間就被奪取生命，成為警察強制力崇拜之下的犧牲品。
上個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治安管理處罰法（草案）》，在現有《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基礎上，擴大了治安處罰的范圍，加大了治安處罰的力度。該草案對警察的執法權限進行了多種規定和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警察的合法強制力職能。合法強制力原本與暴力崇拜是格格不入的，普通人或犯罪分子的暴力崇拜也不是最可怕的，因為警察的合法強制力足以對這種暴力崇拜形成有效制約，而如果警察把對于合法強制力的認識，轉化為一種職業性的強制力崇拜，那就可能出現最最可怕的結果。人們有理由擔心，在強制力崇拜的支配下，個別警察既可能以執法的名義濫施刑罰，大搞刑訊逼供，也可能像陸雄那樣非法剝奪他人的生命。
“一時勝負在于力，千古成敗在于理”。痛定思痛，是到了認真清算強制力崇拜的時候了。因為只要存在著強制力崇拜，就必然會有陸雄那樣事件的發生；因為我們不但要追求千古之成敗，更要追究關乎我們的權利、尊嚴與生命的一時之勝負。潘洪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