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溫家寶板書成為標志，NGO、媒體和政府互動帶來諸多變化
一場名為“北京市農民工子女教育巡展”的圖片展正在今日美術館展出，農民工子女第一次以主人公的形象走進現代的藝術殿堂。此前，在人們的視野里，他們的身影只和垃圾堆、菜市場、臭
水溝相聯系。
景山小學六（2）學生張之韻、陳小倩是家長特意帶來參觀的。平日中，兩人常因為繁重的學習任務而抱怨。
“他們（農民工子女）的教室那么簡陋，條件那么艱苦，而他們的眼睛卻那些清澈、笑容那么燦爛，沒有一絲的抱怨和絕望。”對兩人而言，這樣的感觸和這樣的展覽可能都是一生中僅有的。
此次展覽的意義，主辦方《新京報》的總編輯楊斌這樣說：這種關注和幫助雖然微不足道，但卻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因為它切入了一個非常重大的命題。
溫總理打工子弟學校內板書破題
“同在藍天下，共同進步成長”———2003年教師節，溫家寶總理專程到玉泉路小學看望在那里上學的打工子弟，在二年級二班的黑板上寫下這樣的板書。
朗誦這句話時，細心的孩子們發現溫爺爺笑了。
此后，溫總理的這句話廣泛傳誦，成為農民工子女教育破題的標志。“那時，我們感到：打工子弟學校的春天到來了。”海淀行知打工子弟學校校長易本耀說。
2004年2月初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中，“農民工”首次和“工人”、“知識分子”一樣成為一種合法的職業身份，解決農民工子女受教育的問題成了黨的意志。
28.8萬在京適齡農民工子女多年的渴望終于得到了回應。2004年7月，北京市決定：從秋季開學起，取消借讀費，所有公辦中小學一律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農民工子女。
打工子弟學校的審批標準也開始松動。至2004年7月底，海淀區行知實驗學校等10所打工子弟學校陸續“破格”
獲得了辦學許可證，打工子弟學校從“地下”浮出水面。
“我們再也不用躲躲藏藏了。”易本耀說。
媒體和政府的互動
在推行了15年之后，今年希望工程實行了戰略轉移，從農村轉向了城市。“當初我們實施希望工程時，農村每年有100萬失學兒童，現在城市中失學的農民工子女約也有100萬。但現在的形勢比原來可怕得多，很難想象100萬失學兒童流蕩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后來會是什么樣子。”中國青基會常務副秘書長徐永光說。
按照規劃，“希望工程助學進城計劃”將在北京尋找1000名失學農民工子女，每人每學年資助600元的助學金。
1000名失學農民工子女在哪兒？社會學者金光印說：農民工一般都聚居在偏僻的地方，那里被稱為信息孤島。尋找他們并非易事。
7月28日，由中國青基會和新京報實施的“尋找農民工子女”行動正式啟動。
《新京報》先后把幾千份免費報紙送到了外來流動人口聚居的地方。
報名申請資助的農民工子女人數以日均近百名的數字增長，到8月底，報名人數達到了2000多名，經過審核，最終決定對1500多名徘徊在失學邊緣的農民工子女進行資助，遠遠突破了預計的1000名。
“‘尋找’對失學農民工子女是雪中送炭；對于政府也是幫助和促進。”徐永光這樣總結“尋找”活動的意義。
這一活動也在政府的行動中得到了回應：8月8日，石景山區華奧學校等3所打工子弟學校獲得合法辦學資格。
8月16日，北京市委副書記龍新民接受媒體采訪時表態：北京市政府有責任為生活在北京市的流動兒童、少年提供平等的受教育的機會。年內還將批準28所打工子弟學校，今后還將保留100多所辦學條件相對較好的打工子弟學校。
8月29日和30日，在10名農民工子女走進了各自結對的北京家庭，共度周末。10名農民工子女交上了他們一生中惟一的“北京朋友”，“北京”由此變得親近。
10個孩子無疑是幸運的，但他們身后，還有28.8萬農民工子女期待著。北京市共有420多萬個家庭。
教師節那天，海淀區區委副書記彭興業向行知學校捐獻了北京打工人員子弟學校首個電腦教室。彭興業表示：要集全區之力，確保所有農民工子女受到教育。
10月29日，名為“流動的花朵”打工子弟藝術節在國圖音樂廳舉行。在主辦單位“海淀區政府、北京市教委”后，協辦單位首次寫上“行知”、“明圓”兩所打工子弟學校的名字。
“這在北京沒有過，在全國也沒有過。”易本耀說。
農民工子女未來更長的路
“目前北京公立學校接收農民工子女的門檻還是太高，孩子上學是硬道理。在一些地方，辦理這么多證件是要收不合理費用的。”一些學者這么認為。
“尋找失學農民工子女”行動之初，新京報設立了專門熱線，希望市民能夠共同參與“尋找”行動，結果，這一設想成為一個遺憾：沒有一個北京人打進熱線說：“我認識一個農民工孩子，他需要幫助。”
“不是我有偏見，而是我根本不了解他們。”從一名網友的這句話中，或許可以得到這樣的啟示：對于“他們”，過去的關注和幫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畢竟，這種隔膜誰也不能再視而不見了。
訪談
應逐步扶持打工子弟學校達標
人大代表吳青認為，落實政策精神必須體現在資金上
“每個孩子都是可愛的，應該以平等的態度去對待他們。”吳青說，自己已經記不清何時開始為農民工子女就學問題奔走，她的腦子里塞得滿滿的是以后的日程：11月20日，她將和打工子弟學校的校長開一次會，聽取他們的意見。然后，她會爭取機會使他們和教育局的人士直接對話，并將整理出的資料在人大會上提出。
吳青說，在深入各個民辦小學時她了解到很多農民工子女的就學困境。由于學校沒有合法身份，學生和老師也像打游擊似的經常搬家。她認為，對打工子弟學校不應該排斥，而是得一步步地引導。經過她和各界的多方努力，2002年北京市出臺了政策，允許民工子弟學校逐漸達標。對于這一政策，她表示，其中最大的變化沒有提到“非法”的字，是一種進步。但怎么保證打工子弟學校達標才是下一步的關鍵。
吳青強調，落實政策的精神必須體現到資金上。她認為，現在打工子弟學校面臨的最大難處是缺資金。只有配套師資和設施等硬件的加強才能走向達標，但政府不能給予足夠的資助，民工子弟學校又從哪兒投入大量的資金去達標呢？這樣就會進入惡性循環。不達標的學校只能混日子，想達標的學校卻沒有能力，只能變相向學生收錢。
吳青認為，只有打工子弟學校才能適應農民工子女這樣“流動”的生源。要求農民工子女都進公辦學校，無論對學校還是孩子來說，是不現實的。當然，民辦學校也有問題，比如為了省錢，校車里擠進很多學生，這都應該加強管理，這是一個逐漸解決的過程。在對學校進行監督的過程中，政府應該有個安排的步驟，其中得考慮到民辦學校的利益問題。
吳青強調，農民工子女的問題實際上是全社會的問題。教育的目的在于培養出有責任有愛心的公民。城市人和城市的孩子不應當只關心自己的生活，也要關心生活在自己身邊的農民工子女。
農民工子女教育是政府重要工作內容
農民問題專家崔傳義認為，落實相關政策為下一步工作重點
“我個人總結，農民工子弟學校的發展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研究員崔傳義表示，在上世紀90年代初到1998年，農民工子女隨著父母來到各大城市，其就學問題也日益顯著。“那時候，孩子們（農民工子女）想上學，就得交各種各樣的借讀費、贊助費。只有少數的老板才能負擔起這樣的費用。”
1993年打工子弟學校開始出現，起初為解決自己或是自己同鄉孩子的讀書問題，后來得到了很大發展。但身份“不合法”的問題一直未能徹底解決。
2003年，國務院出臺一系列政策規定農民工子女就學問題。政策要求對農民工子女應一視同仁，就讀公辦學校時不能收取其他費用，對于打工子弟學校應給予扶持，并適當放寬辦學標準。崔傳義認為，“當時中央的意思就是先讓孩子們能讀上書，下一步再讀好書。”
雖然中央制定了大量解決農民工子女上學難的政策，但由于種種原因導致“政令不通”、執行難。崔傳義認為，打工子弟學校下一步發展，最重要的一點是把中央的政策落實好。
“中央對于農民工子女上學的政策是很明確的，孩子們的上學問題由流入地政府負責，學校以公辦學校為主。我們應該看到，外來農民工是流入地城市發展的主要貢獻者之一。”崔傳義說，政府應該意識到，解決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就學問題，是發揮政府公共職能的重要體現，是他們最重要的工作內容之一。不能因為存在大量民辦學校，就把農民工子女的上學問題推向市場，推給社會。
他表示，目前，中央正組織有關部門對農民工當前所存在的幾個突出問題進行調查，其中農民工子女上學問題也是調查重點之一。（張濤
倪華初 薛珺 浦峰）
特約編輯：張慶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