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0月18日開始，來自全國10個省市的37名警察在北京人民警察學院接受專門培訓，培訓的內容就是如何在劫持事件中與劫持者進行談判
2001年北京西客站發生了一起劫持事件。一個手持匕首的男子劫持了一位西客站商亭的售貨員王菊華
從10月18日開始，來自全國10個省市的37名警察在北京人民警察學院接受專門培訓，培訓的內容就是如何在劫持事件中與劫持者進行談判。劫持是現代社會中一種極端的犯罪行為，劫持者通常以人質的生命為要挾，索要金錢或者汽車等物品。在西方國家，劫持是一種高發率的犯罪類型，是社會公共安全的一種嚴重威脅。而近年來在我國，劫持事件也時有發生。今天我們就來關注反劫持談判專家。
2001年北京西客站發生了一起劫持事件。一個手持匕首的男子劫持了一位西客站商亭的售貨員王菊華，這名男子名叫鄭有軍，河南許昌人，在與警方對峙的過程中，鄭有軍語無倫次，行為無常，一會兒回憶往事，一會兒要求別人念自己寫的詩，一會兒又要人幫他送信。對于警方來說，這樣精神失常的劫持者對人質的威脅更大，而且后果更難以預估。北京市公安局警官后來回憶說：“現在他到底要干什么自己也說不清，我們必須做好各種準備。”
為了防止鄭有軍傷害人質，北京警方特意在現場的一個隱蔽處安排狙擊手待命，準備在最危險的時候武力解決。這時，劫持者提出要見記者。當時正是凌晨，北京電視臺的女記者徐濤匆匆趕到現場，這位穿紅衣服的女子就是這次劫持事件中第一位和鄭有軍面對面接觸的談判者。據北京電視臺記者徐滔回憶，她當時這樣對劫持者說：“你替你劫持的這個女孩想一想，她已經結婚了，也有孩子，孩子剛剛才四歲，她要是出現意外，她們家可怎么辦？……”
在與鄭有軍談判的過程中，徐濤得知鄭有軍在北京還有一個熟人，這個熟人迅速被警方請到了現場。
盡管徐濤和這位熟人都沒能讓鄭有軍放下手中的兇器，但她們與鄭有軍的交談已使得現場緊張的氣氛大為緩和。連蹲守在隱蔽處的狙擊手也長松了一口氣。這時，已經放松警惕的鄭有軍挾持人質走出了售貨柜臺，并準備走到商亭外面。解救人質的機會終于來了。
從鄭有軍的身上，警方搜出了兩把匕首，和一包自制炸藥，而經歷了8個小時的驚嚇之后，人質王菊華最終毫發未傷。……
這起劫持事件確實是非常的驚心動魄。在整個過程中，像記者徐濤和鄭有軍的這位熟人，她們和鄭有軍的交談、溝通對安全解救人質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通常我們會這樣何劫持分子周旋，“我們留一個跟你談好嗎？……我舉起手進來了，你不要激動，小伙子，我是跟你談一談，……確實是想幫你解決問題的，……可以跟你談談嗎？”
這段對話并不是真正的劫持人質事件，而是在北京人民警察學院進行的一場反劫持談判的模擬實戰演習。從10月18日開始，來自全國10個省市的37名警察在北京人民警察學院接受專門培訓，培訓的內容就是如何在劫持事件中與劫持者進行談判。學院王政委介紹，談判的目的是為了降低(劫持者)亢奮的心理，緩解他的心理壓力。在這種情況下盡量地減少對人質的威脅，讓他(劫持者)看到一個新的方向，一個新的求生的方向，一個新的可以解決問題的希望。給他這樣一種希望當然談還有其它的目的，比如說創造戰機、配合整體的行動，在這個方面，談判的作用是很突出的。
王政委告訴我們的記者，在劫持現場，談判本身就是一種解救人質和制服劫持者的一種武器，而談判專家與劫持者進行的同樣也是一種戰斗，是一種心理戰。
在劫持現場，談判專家幾乎都不能攜帶武器，他所能憑借的只有自己的三寸不爛之舌。而那些敢于劫持人質的人往往窮兇極惡，他們怎么可能聽談判專家的話放下武器，放開人質呢？北京人民警察學院高鋒教授對此解釋說，照目前普通刑事劫持人質(事件)來看，它是經濟目的、利益目的和物質目的。
高鋒教授是本期反劫持談判研修班的主講人之一。他告訴記者，由于劫持者在劫持人質之后往往會提出一些經濟條件，事實上，這些條件正是警方制約劫持者的關鍵所在，這些討價還價的條件不僅為談判專家的介入提供了機會，也為解救人質提供了機會。這里邊有一整套的內部操作的秘訣和那種在突發性事件抑制暴力拯救生命的訣竅。
這是發生在成都的一起人質劫持事件。一個死刑犯劫持了一個小女孩，這就是劫持者，他要求警方提供一輛桑塔納轎車，并把油加滿。這種情況下，成都市公安局警官是這樣說的，“這樣你應該答應我，我們一個換一個，就是你把我拷起來，用我把這個娃娃交換了，……”警方與劫持者關于交換條件的談判進行了6個小時，這時劫持者已經疲憊不堪，警方決定采取行動，最關鍵的當然還是人質的安全。最終，劫持者被一槍斃命，人質安全獲救。
根據西方國家的統計，在劫持現場中有效使用談判專家，能使案件處理的 成功率達到80%。既然談判專家的作用如此之大，那么什么樣的人才能夠勝任這樣的工作呢？北京人民警察學院高鋒教授說：“要丑的不要帥的，要矮的不要高的，要胖的不要瘦的，外表一般，但是里面非常優美。”
按照高鋒的理解，談判專家相貌一般，能夠避免劫持者在危機時刻產生自卑心理，而做出危險舉動，
同時這也有助于麻痹劫持者。此外，談判專家還需要具備豐富的社會閱歷、廣博的知識、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應變能力，更主要的是，他們必須要有非常優秀的口才。高峰說，他的口語能力要極強能夠把黑天說得滿天星斗，又能把滿天星斗說得萬里朝霞。……
北京人民警察學院的反劫制暴戰術談判高級研修班里這些正在上課的學員來自四川、廣東、吉林等10個省市，年齡在35歲到46歲之間，他們都是有著5年以上一線工作經歷的刑警、防暴警或者巡警。我們趕到的時候學員們正在上一堂談判戰術討論課，在課堂上，以一個模擬人質事件為題，高鋒教授自演劫持者，學員挨個以談判人員的身份與高鋒對話，學習談判技巧。而這種談判技巧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解救人質。以人質的生命為中心的拯救行動，不管是什么理由，只要出現了人質死亡就標志著一次反劫持事件的徹底失敗。
目前這個培訓班已經結束，經過一個月的培訓之后，許多學員告訴記者，這次培訓大大改變了他們以往在劫持事件中的習慣性做法。一位名叫封遠洋的學員告訴我們：“以前我老認為談判就是喊話，就是站在遠處拿個大喇叭跟里邊人喊，但是通過學習之后，現在我可能就會在條件允許的時候，近距離地跟他去談判交談，以心換心，換位思考。”
專家告訴記者，國外談判專家有一個嚴格的選拔、使用、培養、認定的機制。盡管我們國家落后了幾十年，我們也很欣喜地看到，我們也已經開始邁出了培養談判專家的第一步。那么培養這些談判專家對我們每一個人又有什么樣的意義呢？
反劫持談判被稱為是世界上風險最大的談判，因為他們所談的是人的生命。曾經在北京發生過一起劫持人質事件。劫持者是一個名叫付河的中年婦女，她手執尖刀，不停地在人質身體上方揮舞。而人質是一個年齡只有5歲的小男孩，就躺在付河的腳邊。當警方趕到現場的時候，他們發現，付河是一個聾啞人。面對這種情況，語言不通，這個時候就是斗智斗謀的時候，“要想辦法穩住她”。
警方請來了聾啞學校的老師，同時找到了付河的兒子。這時警方才弄明白付河開出的條件，她要3000塊錢。但是當付河的兒子把警方的3000塊錢送到付河那里的時候，付河卻變卦了，她依然不肯釋放人質。幾番周折之后，警方說服了付河12歲的兒子，他表示愿意幫助警方接近自己的母親，并想辦法拿走母親手中的兇器。1分鐘，2分鐘，3分鐘，……人質被劫持5小時31分后獲救！
對于談判專家來說，劫持者的一切社會關系都應該充分利用。事后北京警方也稱贊說，付河的兒子是他們見過的最懂事的孩子。不僅僅是因為他幫助了警方，更是因為他對警方說，如果自己的母親殺死了人質，他的家也就完了。事實上，在劫持現場，談判專家不僅需要保護人質的安全，同樣他也應該幫助劫持者走上一條生路。對此高峰教授談出了他的觀點：“劫持者應該受到法律的懲處。受到法律的懲處應當按法律的固定程序來辦，當然特殊情況要另當別論，如果在這個時候把他打死了，對他本人的肉體和所有的價值是一種否定，更重要會刺激潛在的劫持者，等到下一次再來劫持會變得更加瘋狂，更加難以對付，這樣一種連鎖的損失是一種加速度的損失，對社會的整個的積累成本是一個極大的耗損與破壞。”
一方面要保護人質，另一方面還要幫助劫持者走上自新的道路，談判專家肩負的使命如此重大，那么他們承擔的風險又是多大呢？高峰說，談判專家只要不進行語言、動作的威懾，不刺激劫持者，他(談判專家)是不會有生命危險的。
據高鋒介紹，美國警方曾經有一個權威統計，(數字)從1962年開始一直到2003年年底，在全世界的反劫持談判當中，談判專家所受到攻擊的比例只有3.6%；(數字)而在中國，目前所有的反劫持的談判中，還沒有發生談判專家被劫持者攻擊的事情。正如那句老話，兩國交兵，不斬來使。
雖然我國的談判專家沒有被攻擊的記錄，但事實上，我國的談判專家所冒的風險遠遠要超過國外的談判專家。高鋒告訴記者，國外談判專家與劫持者的對話通常距離很遠，談判需要借助擴音工具甚至電話這樣的通訊工具進行；而在我國，談判專家與劫持者之間的對話常常在10米以內進行。對于這一點，高鋒進一步解釋道，近距離符合現在中國的國情，第一，中國人舍己為人，促膝談心；第二，近距離觀察劫持者對我們的實戰談判有好處，特別是我們在實戰當中能夠近距離和劫持者接近，最大地反映了警方和政府的誠意。
據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統計：我國的發案率為萬分之四十以下，而歐美一些國家的發案率平均為萬分之八百。另外在我國的各類案件中，暴力案件只占25%，而涉及劫持人質的案件更是很小的一部分。但為了更大程度減少劫持事件對社會公共安全所帶來的危害，警方仍然把談判專家體系的建設和完善放在了重要的位置。按照高鋒的理解，這標志著中國警方從過去“以暴制暴”靠武力解決劫持事件向“以人為本”把犯罪消滅于萌芽狀態進行轉變。總之，談判就是讓大家都安全。
反劫持談判專家。對犯罪分子來說，是一個更大的威懾力，而對公眾來說，則是一堵銅墻鐵壁，保護著公眾的安全。（王立平）
編輯：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