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經濟學家吳敬璉、法學家江平——兩位德高望重的學者在歲末展開了一場經濟對話。他們發出了有力的聲音：目前國內宏觀調控最需要填補的就是立法。
在這場被學界尊稱為推動宏觀調控向前發展的“雙高對話”中，兩位在各自領域都站在最高點的學者達成共識——改善宏觀調控的重要舉措是法制化，而宏觀調控
的權限界定不明影響調控效果。
宏觀調控仍然存在隱憂
近兩年來，“宏觀調控”已成為最熱門的經濟詞匯，與它對應的是幾項象征經濟過熱的指標，如固定資產投資、工業增加值等。今年下半年，這些指標已經走出一條平穩回落的曲線，這說明宏觀調控已經初顯成效。
不過，兩位學者對此卻同時指出，目前的宏觀調控措施仍然存在隱憂，最主要的問題就是立法。
“央行對南方證券、德隆系、遼寧證券等企業實行再貸款沒有法律依據；匯金公司給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注資４５０億美元沒有法律依據，沒有法律保障，這些資金很可能有去無回。”吳敬璉說。
江平也隨即指出，地方政府審批項目，卻將項目的經營風險轉嫁給企業，一旦政府要“調控”或停止這些項目，由于沒有明確的法律責任認定，企業將白白承擔損失。
宏觀調控權限首先要有法律認定
“宏觀調控首先要有法可依”。兩位學者從不同的研究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但落腳點卻是這同一句話。
在吳敬璉看來，應該首先對宏觀調控的權限作出法律認定，規定出“哪些是宏觀調控應該管的，哪些權力應該還給市場”。此前，他也曾經撰文強調，引起全國性能源損耗的經濟“重型化”發展趨勢，很多都是各地政府調節的結果，而這本應該由市場來調節。
江平則認為“宏觀調控代表的是公權，市場經濟主體代表的是私權，而私權是市場經濟的權利和目的，所以必須承認市場經濟主體的優先權利”。江平建言，除了以法律形式明確宏觀調控的權限和操作程序外，還要設立“公權行使的救濟手段”，對因宏觀原因造成的企業損失進行賠償。
法律界定不明將影響調控效果
宏觀調控面臨法律缺失，而現有的相關法律也存在不足。江平對《公司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見，認為其存在矛盾和模糊不清的內容。
在《公司法》第８條關于公司設定的內容中，規定符合本法條件的都可設立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但接下來卻又馬上加上一條，“必須報經審批的，在公司登記前依法辦理審批手續”。江平認為這一條款并不明確，比如如何界定需要審批、需要誰審批等內容都未在法律中進行說明，這給界定宏觀調控的權力帶來了阻礙。
同時，吳敬璉則向承擔宏觀管理重任的各國家機關呼吁一定要做到“依法調控”，對《行政許可法》等現有法律要認真執行。 （實習記者 張黎明）
特約編輯：舒薇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