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大膽向總理直陳怨情而一舉“成名”的農婦熊德明，終于開始了幫助他人維權的歷程。正如有媒體評論所指出的，熊德明之所以被認為也自認為有能力擔此重任，是因為熊德明以其特殊的身份，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動員兩種重要的社會資源：“一是行政權力，二是輿論監督。”而對于自己的能力，熊德明也有相當清醒的認識：
“我是因為給總理說了實話才有了點名氣”，而“要想幫人維權，就不得不利用我的名氣”。
從熊德明到達溫州后的事態進展來看，當地政府對熊德明的“名氣”及名氣背后的社會輿論，還是表現得相當客氣和謹慎。而從熊德明“上午和區里進行了溝通，下午要去勞動局看看情況，把企業老板叫過來談談”的陳述來看，熊德明也分明知道自己的背后有巨大的力量支持。
但是，事態的演進并沒有呈現“總理親自為民工討工錢”之后那種勢如破竹般的進展，當地政府及企業對各種法律、醫學等細節的強調，已經讓熊德明覺得有些意外和沮喪。當地政府和企業的態度，倒顯得有點“有恃無恐”，甚至發出“他們能寫信給總理，我們也有決心把官司打到中央！”的豪言。
如果將熊德明視作當然的正義代言人，則當地政府和企業的態度，就很容易被認作狡猾的推諉甚至狂妄的“叫囂”。但是，熊德明畢竟身處現代社會，不可能再成為手持上方寶劍的欽差，她的到來雖然不可避免地裹挾著行政背景和輿論力量，但其行為從根本上說還是一次法律行動。于是當地政府和企業在法律細節上的“糾纏”，既是力圖控制事態的策略，也可以在事實上將問題的解決引上法律的途徑。
估計追隨熊德明奔赴溫州的媒體，多少會因為沒有看到熊德明的馬到成功而有一點失望，這樣的結果對于那些在老家等待勝利消息的熊德明的鄉親們來說，更是巨大的挫敗。但在更大的背景下分析，這樣的結果不但有其必然性，也有著充分的合理性。如果熊德明確如她的鄉親或部分媒體所希望的那樣所向無敵、馬到成功，則雖然可以一時快意恩仇，卻對于其他同類問題的解決未必有什么幫助。熊德明的精力畢竟有限，她的名氣所能動員的社會力量也注定逐漸耗散。勞動者權利的維護，還是只能冀望于包括法律在內的制度化保障。
改革開放的20多年間，一直處于艱難的轉型過程之中。被奉為現代民主制度之核心的市場秩序和法治秩序，不但尚未形成，而且也注定無緣“自生自發”地生成。包括政府、企業、公眾、輿論在內的各種社會力量在同一目標下的共同努力，才能使上述制度建設早日實現。在這個過程中，各種“制度外”的監督、激勵，是重要的動力之一。以目前在熊德明“名”下所聚集的社會資源，足以勝任“議題設置”或輿論發動的社會責任，大批記者追蹤隨訪乃至包括我們今天的評論，都證明著這一點。但熊德明所能做及應做也僅限于此，后續的成果，則有賴于輿論一經發動之后，如何監督著法律等制度能否公正而有效地實現其正義的目標。
(張天蔚)
編輯：林彥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