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最近隨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調研評估組專家一道，對湖北省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情況進行了一次深入調研，發現這個省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實施三年來，受配套改革滯后和經費、師資不足等制約，陷入“穿新鞋、走老路”尷尬。據悉，這種情況在全國其它實驗區也不同程
度地存在。
由點到面：改革進入攻堅階段
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是教育部于２００１年啟動的一項旨在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重大改革，其核心內容是“調整和改革課程體系”，“構建符合素質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礎教育課程體系”。新課程當年在全國２７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３８個國家級實驗區的中小學開始實驗。到２００４年秋季，新課程實驗擴大到全國２５７６個縣（市、區）。根據教育部部署，２００５年義務教育階段起始年級將全面進入新課程，２００７年全國普通高中全面實施新課程，基礎教育新課程進入全面推廣階段。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２６日，記者隨教育部義務教育新課程實施狀態第三次評估暨減輕學生課業負擔情況調研工作組，通過與湖北省教育廳有關領導座談，并深入武漢市武昌區、應城市兩個課程改革實驗區，與基層教育部門負責人、學校校長、教師和學生進行交流，到學校課堂實地聽課，對這個省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情況進行了一次深入了解。
湖北省自２００１年首批開始實施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以來，到２００３年，全省課程改革實驗區已發展到６２個。從今年秋季開始，全省所有一年級和七年級學生全面進入課程改革，學生總數２７０萬人，占全省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３４％。當前，與全國大多數實驗區一樣，這個省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正處于從點到面過渡的攻堅階段。
調研顯示，三年來，通過實驗探索，湖北省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已取得初步成效：
一、出臺了一系列課程改革的配套文件，初步建立了一套與課程改革相適應的管理制度。湖北省教育廳專門下發了《湖北省基礎教育課程改革行動計劃（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和４個配套文件，各實驗區也相應出臺了一系列實施方案，如《課程改革實驗實施方案》、《課程改革師資培訓方案》、《“校本培訓”工作的意見》、《校本課程開發與管理指導意見》、《地方課程開發與學校課程開發工作指導方案》等。同時，各實驗區還根據課程改革要求，建立了教材選用、地方課程和學校課程實施、教師培訓、課程改革督導評估等各項制度，保證了課程改革的順利推進。
二、開展了多種形式的教師培訓活動，提高了教師實施課程改革的能力和水平。各實驗區按照“先培訓后上崗，不培訓不上崗”的原則，多渠道、多途徑、多層次開展教師培訓活動。三年來，全省共培訓新課程教師約１０萬名，其中培訓省級骨干教師１.５萬名，組織召開各類研討會２００余次，編制各學科教學案例５００余例，為課程改革提供了必要的師資保障。
三、全面實施國家課程，認真落實地方課程和學校課程，初步形成了課程三級格局。一方面，各實驗區按照國家課程實施要求，積極開設綜合實踐活動課，并于２００４年秋季在武漢市初中起始年級首次開設了科學課程，探索綜合課程教學；另一方面，積極進行地方課程和學校課程的開發，目前全省已立項的地方教材３０余種，已通過審查的有２０余種。
四、積極探索評價考試制度改革。各實驗區在改革學校、教師和學生的評價上做了大量工作，部分實驗區已經建立了教師成長檔案，學生評價已由過去的分數評價變為等級評價，由單一的紙筆的終結性評價為關注學生學習過程的綜合評價，部分學校已經形成了包括學生成長記錄袋、學生學習過程評價、學生綜合素質評價、紙筆測試評價在內的學生評價體系。
調研中，記者看到，各實驗區課堂教學普遍有了明顯變化：教師啟發式教學多了，學生提問和發言多了，課堂氣氛也變得十分活躍起來。在一些有條件的城區中小學，多媒體教學設備和手段被大量使用，往日課堂教學的“滿堂灌”現象已基本得到遏制。一個以全面提高學生綜合素質為核心的基礎教育改革理念和氛圍，正在各實驗區逐步形成。
評價和考試制度成課程改革主要瓶頸
調研中，記者發現，在各實驗區基礎教育課程改革開始逐步見效的同時，隨著改革的深入，現有的評價和考試招生制度越來越顯示出與課程改革的不適應，成為當前課程改革面臨的主要瓶頸，嚴重制約了課程改革進一步推進。
在各實驗區，評價和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滯后，成為教育局長、校長和教師們反映最集中的話題。應城市教育局副局長胡進明說，新課程改革把對學校、教師和學生的評價，由以前以升學率和中考分數為標準的終端評價，變為現在以學校辦學水平、教師日常表現和學生綜合素質為內容的過程評價，使現行的基礎教育評價體系發生了根本性轉變，但由于目前中考、高考的“指揮棒”仍在引作用，分數仍是衡量學校和學生的標準，課程改革的評價標準不被社會認可；同時，由于課程改革實行的綜合素質評價缺乏量化標準，操作困難，客觀上又為課程改革的推行設置了障礙。
胡進明說，由于中考、高考制度改革的滯后，升學率事實上仍是當前社會衡量一個學校辦學水平的主要標準，學校不得不追求學生學業分數和中考成績。胡進明舉了一個例子：１９９８、１９９９連續兩年，應城市教育局嘗試對中考制度進行改革，改變以前按學生中考分數從高到低擇優錄取的作法，將重點高中的錄取指標分解到各鄉鎮小學，但在實施過程中，這一作法遭到了各鄉鎮領導、學校和家長的抵制，最后不得不流產。
應城市東馬坊初中一位姓周的語文老師與記者座談時說，現在學校按照新課程要求開設的綜合實踐活動課程，家長不理解，認為是“老師帶學生玩”，“胡里花哨”，并不能給孩子分數提高和升學帶來好處，因此家長對這些老師的評價都很低，老師壓力很大，心里也十分委曲。
湖北省教育廳不久前進行的一次對各實驗區教育局長、校長和教師的問卷調查顯示，在列出的“中考制度、辦學經費和條件、課程資源、教師編制、大班額和辦學自主權”等六項阻礙改革實施的主要因素中，“中考制度”被教育局長和教師排在首位。
武漢市教育局局長譚仁杰說，評價和考試招生制度改革是新課程改革成敗的關鍵，否則學校、教師和家長都無積極性。鑒于中考、高考關聯度很高，建議教育部在提出課程改革評價體系，進行中考改革的同時，考慮與高考的銜接，解決高考終端問題。
教材選用和發行不規范引來怨聲一片
調查顯示，由于選用和發行不規范，導致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新課程教材質量參差不齊，良莠混雜，引起了湖北省各實驗區教育主管部門、學校和教師的一片怨聲，直接影響了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實施效果。
據湖北省教育廳副廳長徐金山介紹，根據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要求，現行新課程教材選用實行的是縣級決策。湖北省實施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實驗以來，各實驗區雖然成立了專門的教材選用委員會，但事實上教材的選用權力并不在教育部門，而在書記、縣長等行政官員手里，教材選用不可避免地存在行政一元化傾向。
同時，教育部要求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新課程教材多樣化，公布的教材目錄大而全。由于教材選用和發行存在著各種利益沖突，受利益驅使，一些教材出版、發行部門和教育部門打著教材多樣化旗號，借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之機，采取不規范行為，選用和發行教材，擾亂了教材選用和發行秩序，新課程教材質量難如人意。
以２００４年秋季開學武漢市初一學生開設的《科學》課程為例，該課程采用的是由華中師范大學等專家編寫、武漢出版社出版的教材。這套教材自２００４年秋季開學使用以來，便備受教育部門、教師和家長的爭議。在武昌區糧道街中學，部分教師反映，教材知識點跳躍性太多，不系統，有點考點教材里沒有。如地理，只有自然地理部分，卻沒有人文地理部分。
湖北省教研室副主任史紹典在與教育部調研評估組的專家座談時說，武漢版《科學》教材沒有經過實驗就在武漢市全面投入使用，反映了當前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在教材選用環節上存在較大漏洞。武昌區教育局副局長許惠根也對這套教材的質量頗有微辭，并對有關部門采取行政命令式選用這套教材表示了不同看法。據悉，武漢版《科學》教材是由武漢市教育局為全市初一學生統一選用的。
而在其它一些實驗區，還存在小學采用一個版本的教材，而到初中，又換另外一個版本的教材的情況，為學校教學增添了不必要的負擔，引起校長和教師的不滿。湖北省教育廳基礎教育處處長彭水成說，這主要是教材發行單位商業化運作的結果，“哪個回扣多，就用哪種教材”。
為此，教育部門有關人士擔心，教材選用和發行的不規范，不僅不利于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順利推進，而且容易造成有關官員的腐敗，“一個教材上去，一批干部倒下”絕非危言聳聽。
教育界人士建議，針對教材選用和發行存在的問題，除了各實驗區成立的教材選用委員會切實履行職責，發揮作用外，關鍵是教育部要出臺一套健全、符合實際的教材選用制度，制訂統一的教材選用標準，對教材選用采取“準入制”。只有這樣，才能從源頭杜絕當前教材選用的行政命令式和地方保護傾向，扭轉教材發行市場的混亂局面。
超級大班凸現農村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困境
由于受經費、條件、師資、信息等多重制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在農村學校推進困難重重，舉步維艱，一些農村學校的超級大班現象是農村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困境的典型反映。
在湖北應城市東馬坊初中，校長李華斌告訴記者，這所學校平均每個班學生超過８０名。在初一（５）班，記者隨教育部專家進行課堂聽課時作了一個統計，這個班學生達９２名，學生前胸后背都緊貼課桌，連站立都十分困難。李華斌說，目前全校共有教職工１２８名，學生２６２０名，師生比例達１：２０，超出湖北規定的師生比例的一倍。
湖北省教育廳基礎教育處處長彭水成分析說，農村學校大班級的出現，除了當前正值初中學生入學高峰期，學校發展不均衡等原因外，主要是由于學校經費緊張，為降低成本，保證教學，不得不壓縮班級數量所致。這客觀上造成了農村學校一些新課程的教學難以開展，效果大打折扣。
據湖北省教育部門反映，經費緊張是制約當前農村學校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推進的主要障礙。特別是隨著農村學校一費制的推行，這一矛盾更為突出。據湖北省教育廳的一項調查顯示，２００２年秋季，湖北省各實驗區的一年級和七年級學生費用，分別比非實驗區的學生上漲２６.８１元和４９.４０元。而在實行一費制后，增加的這部分費用又不能從學生身上收取，只能由學校消化，學校缺乏相關渠道。
應城市東馬坊初中李華斌校長給記者算了一筆帳：２００４年秋季開學，學校按照一費制要求，平均收取每名學生２９５元學費，除了每名學生１３５元雜費留給學校，課本費、作業本費都上交。開學以來，學校３０多萬元雜費，除了１５萬元用于平時學校運轉，用于還債花了１２萬元，再加上其他開支，目前學校帳上只有２萬多元，捉襟見肘。其中，為了進行新課程改革，教師培訓費花了２萬多元，設備資源投入２萬多元，這些都是學校今年新增的開支，上頭沒有撥款，學校只能自己解決。這個市教育局有關負責人說，象東馬坊初中這樣，還是這個市農村學校中情況比較好的，有的農村學校到這個時候已經“無米下炊”了。
除了經費緊張，師資不足、培訓不夠、教學資源缺乏、信息不暢通等，也是當前農村基礎教育課程改革面臨的迫在眉睫需要解決的問題。
如師資問題，近年來，由于農村教師待遇低，流失嚴重，而師范類畢業生又不愿到農村任教，農村學校教師年齡老化嚴重，有的學校４５歲以上的教師達到教師總數的近一半，英語、信息技術和綜合實踐活動課程的教師嚴重短缺。一些農村學校反映，由于教師數量少，學校不得不實行包班制，且隨著課程改革的推進，能勝任新課程教學任務的教師越來越少，改革流于形式。而培訓不夠、教學資源缺乏、信息不暢通等，也莫不與學校經費緊張有關。
湖北省教育界人士指出，我國基礎教育的大頭在農村，農村基礎教育課程改革能否順利推進，直接影響到全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成敗。當前農村基礎教育課程改革面臨的困境，既有實施課程改革過程出現的，也有歷史形成的，教育部應從農村實際出發，創建一個適合農村特點的課程改革模式，穩步推進，而不能把門檻定得太高，撥苗助長，否則欲速則不達！（策劃：劉紫凌
文字、攝影：田建軍）
特約編輯：張慶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