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成為世界經濟中一個越來越重要的話題。來自國際上的統計數據表明，在過去的25年里，中國GDP年均增長速度為8.6%.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在接受《中華工商時報》采訪時說，這是人類歷史上惟一的一個大國在這么長的時間里經濟增長速度保持這樣持續的增長。在此
過程中，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一些薄弱環節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
嚴重依賴外來技術
最近幾年，美國政界和商界的一些高層人士對中國在世界出口份額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高，特別是中國出口的產品中富有高技術含量的產品所占的比重越來越高表示擔憂。他們認為，中國出口產品中技術含量比重的上升，可能表明在東亞又有了一個類似于日本那樣的現代重商國家。
丁學良說，已有的研究表明，這些擔憂的根據不足。這主要體現在：第一，中國現在的高科技和工業產品的出口主要不是由中國本土公司而是由外資公司所主導。第二，中國本土工業公司在設計、最重要的部件、最重要的制造設備方面深深依賴于美國、其它西方國家和日本等先進工業國家的進口。第三，中國的這些公司到現在為止仍采取很少的措施來吸收它們從國外買進來的那些比較高等的科技，并且缺少有效的途徑將那些買進來的技術吸收并傳播到中國的本土公司。這些都使得中國的本土公司在可以展望的近期內，很難變成對西方國家及企業在技術上的挑戰對手。
從這個角度說，丁學良認為，中國在過去25年里的發展模式完全不同于亞洲四小龍在它們經濟高速增長期間所展示出來的發展模式。中國技術上的對外依賴性，限制了中國成為一個在全球范圍內對高科技的西方國家的主導地位進行挑戰的先進工業強國。
丁學良認為，中國與發達國家在技術創新和研發能力上的差距表現為缺乏自主創新能力，嚴重依賴外來技術，特別是中國企業的研究投入很低，出現了技術上“落后、引進、再落后、再引進”的循環局面。
“2003年，全國重點企業的研究和開發經費只占這些企業當年銷售收入的1%，遠沒有達到中國政府規定的3%至5%的水平，離經合組織國家7%的水平差距更大。中國的500強企業這么多年來不少是引進技術為主，一些企業在技術引進費用和研發費用的投入比在最高峰時超過了12∶1，即花12元引進花1元錢消化。在IT業，有一種很奇怪的現象：即使有一兩家中國的本土企業開發出很好的技術，中國本國的其它相關企業也很少向這些企業買它們的技術，這導致中國自己開發出的很好的技術在本國同行中得不到推廣和運用。
即使在購買國外先進技術方面，丁學良說，中國與亞洲四小龍也完全不一樣。四小龍在經濟高速發展期間，通常是花40%-50%的錢買先進國家的軟技術，而中國在過去的這么多年里用來購買軟技術方面的資金通常不超過10%，90%的錢通常是購買硬件設備。
分配資源的低效與戰略性資源的對外依賴
丁學良認為，貧弱的財富創造機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又一個薄弱環節。在過去的25年里，中國GDP以年均8.6%的速度持續增長，與此同時，香港恒生指數表明，1993-2003年，中國大陸企業的投資回報率僅為24%，而同一期間，美國企業的投資回報率為84.7%.
“這是一個悖論。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中國出現了分配資源的低效，這種低效主要表現在國家銀行的壞賬率方面。現在國際上對中國銀行壞賬的最低估計是45%，這是20世紀以來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間壞賬率最高的國家。
“正是因為中國經濟一方面保持著那么高的增長速度，同時又表現為那么嚴重的低效性，所以你在全世界的書架里看有關中國的書籍，你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預測和預言。
丁學良認為，中國經濟的薄弱環節還體現在戰略性經濟資源的對外依賴方面。1990-2004年，中國大陸對石油的需求量以年均7%的速度增長。按照這樣的增長速度，20年后，中國每天消費的石油數額與現在美國所消費的數額大致相當。而目前已經查明的中國本土石油儲藏量，按照目前的開采量大概還能用14年。
“更為嚴重的是，中國戰略性經濟資源的對外依賴是和這些資源的嚴重消耗連在一起的。2003年，中國每單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10倍，美國的5倍，加拿大的3倍。
丁學良說，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上述薄弱環節在其它一些國家的發展過程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現過。如果不出現大的沖突，這些薄弱環節可以在一個國家長期發展過程中得到逐步地解決。但令人擔憂的是，在20世紀下半葉的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中，類似的薄弱環節曾被一些國家的競爭對手充分地利用過。
“在里根成為美國總統以前，西方主流社會普遍認為，蘇聯的綜合國力和經濟規模是美國的60%-70%，但里根的智囊們認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實際上只是美國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因為它沒有效。譬如，它每單元生產價格是西方的3倍，和現在的中國一樣，其中對重要原材料的消耗量是北歐的5倍。除此之外，蘇聯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關鍵設備和技術主要依靠從西方國家的進口。
“里根的智囊們由此斷定，蘇聯這樣低效的經濟要支撐這么龐大的軍事上的擴張政策肯定是難以為繼的。因此，里根們制定了不是通過戰爭而是通過競爭來贏得冷戰的總體戰略。譬如，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美國看到蘇聯的外匯收入嚴重依賴于石油出口，為了使蘇聯掙得外匯的能力縮減，美國有意和沙特阿拉伯政府達成協議，讓沙特阿拉伯增加石油的出口，從而使全球石油價格下降，這就造成蘇聯的外匯收入每年損失150億美元。
丁學良認為，中國今天的經濟狀況比當年蘇聯的要好很多，但在有些方面還有與其十分類似的地方，應引起足夠的重視。
中華民族離復興的目標有多遠
對于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國際、國內有多種評價。丁學良認為，把中國經濟在過去的25年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定義為中國經濟的重新崛起要更為準確。
直到1870年代為止，丁學良說，中國的經濟總量都大于美國，是世界上第一號經濟大國。如果僅以工業產出在全世界工業產出中所占的分量來比較，1860年代的中國工業產出占全世界的19.7%，而當時的美國只占9%.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將今天中國經濟的復興定義為再崛起而不是崛起要更為準確。
丁學良認為，目前中國的再崛起只是經濟上的再崛起而不是全面的再崛起。因為中國在過去最強盛的時代不僅僅是給世界提供最多的產品，而是同時為人類提供多種多樣的軟力量要素。這個軟力量要素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行政體系乃至技術、文化、藝術和語言。
“譬如說唐代是中華民族歷史上達到頂峰時期的兩、三個時代之一。在西方比較歷史學大師看來，唐代中國所建立起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制度等等，不僅成為唐代的標記，在許多方面繼續深深影響了直到20世紀的中國文明，并且還影響了受中國影響的東亞地區的國家，像日本、朝鮮和越南，為它們提供了基本制度的樣板。
“在中國的東北、西南和南部，是一些仿效唐代中國的穩定的獨立國，它們具有深受中國影響的相當發達的文化，以中國占支配地位的東亞文化在那時已經形成。
所以，丁學良說，從這個角度來講，從近代直到今天的中國，無論在經濟上取得多么巨大的成就，都還遠遠沒有達到中國歷史上整體文明所達到的高度。這個整體文明的高度必須體現在軟的力量方面，必須在制度、文化和藝術方面為周圍的國家和全世界提供樣板。
“人們在討論現代性時通常是指19世紀以后，但中國在唐代時就具有了很多早期的現代性。這些早期的現代性包括即民族的融合、混血兒能夠成為中國的皇帝和皇后、少數民族乃至第一代移民到中國的外國人能夠成為中國的重臣和大將，也包括當時中國全面的對外開放，吸納全世界的高科技人才，以及當時的多元文化政策等等。
責任編輯：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