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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部分地區實際輟學率遠高于上報材料
2005年1月8日上午，中央黨校育園樓。聽完經濟學教研部教授潘云良的報告后，和其他嘉賓的點評方式不同，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副司長楊進起身走上主席臺，說了一句讓全場陡然肅靜的話：“聽完潘教授的報告后，我覺得我坐不住了。”
輟學率反彈拉響農村教育警
報
中央黨校經濟部在2004年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先后到黑龍江、遼寧、內蒙古、新疆、廣西等16個省市進行調查，完成了一份題為《中國農村九年義務教育的困境與出路》的報告，并且在8日這場“2004中國經濟熱點聚焦研討會”上首次向外界公布。
作為該報告的執筆人，潘云良寫到，“我們滿懷希望地奔赴全國各地調查研究，我們希望看到新發展。然而，農村的教育，尤其是落后地區的教育狀況，并不像城市的教育那樣成效顯著，更說不上繁榮，令人堪憂。”
事實上，2000年國家就宣布如期實現“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任務，在全國范圍內實現了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特別是農村義務教育，2002年小學和初中入學率分別達到98.6%和90%，全國有2598個縣實現了“兩基”目標，占總縣數的90%。2003年底的時候，國家還曾專門出臺《國家西部地區“兩基”攻堅計劃》，對農村義務教育工作提出具體要求。
但目前“普九”的成果是低標準的，并且相當脆弱。近幾年，農村學生的輟學率、流失率偏高，初中生輟學率上升，有的地方農村輟學率高達10%以上。而且，“就許多地方的實際觀察，農村學生的流失輟學率比統計數字要高的多”。
在他們的調查材料中，以黑龍江省賓縣為例，該縣地處黑龍江省中部，其經濟發展在全省處于中游，全縣共有中學35所、小學160所，縣城中學的輟學率能控制在2%左右，但各鄉鎮的輟學率則遠不止是上報的數字。以賓縣久太中學為例，其實際上報的只有2%，而真實輟學率則在8%以上。
上報的是一個數字，而實際的卻是另一個數字。有些學校學生雖然在冊，但并不在校；有些學校學生只要交錢，就隨便可以買到初中畢業證書，而實際根本未讀；更有甚者，在上級驗收檢查的時候竟然借學生湊數。
經濟貧困之后又加上前景貧困
段小團，陜西省橫山縣雙城鄉人，今年17歲，16歲從本鄉初二輟學。原因是哥哥考上四川大學，學費每年近萬元。為了供哥哥上學，他離開學校，外出打工。
呂和平，河南省商丘市寧陵縣趙村鄉人，今年13歲，因家庭貧困，五年級就輟學了。該縣調查問卷填報輟學率是9%，而實際輟學率應在20%以上，多為經濟困難所致。
人所共知，經濟困難仍是造成農村學生無法繼續升學的最主要原因。調查人員在湖南安鄉縣發現，這里的農民家庭年收入不足1200元，而供一個孩子讀書就要800元。而在農民人均收入中，四成是實物折底的收入，還有兩成用于預購化肥農藥等，因此，農民每年支配的貨幣收入遠不到1200元。
家庭的困難、學校的困難、師資力量的困難，這些都在影響著農村的基礎教育，但隨著這幾年的大學生就業困難，農村孩子輟學又多了一個“前景困難”的重要原因。
家在遼寧省黑山縣中心村的張帥，盡管他的父母以種植蔬菜為主要生活來源，年收入也在三萬元以上，但父母還是決定讓他回家幫忙干活。在他們看來，實在是找不出上學能帶來的好處。這幾年大學學費不斷上漲，像北大、清華、復旦這樣的學校，收費都在4500元以上。“真能上這樣的學校也倒罷了，至少將來能找到工作。問題是一般學校收費也不低，將來還不一定能找到工作”。
財政預算內教育比重仍在降低
就在上個星期天，教育部、國家統計局、財政部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03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為3850.62億元，雖然這一數字比上年的3491.40億元增長了10.29%，而其在GDP中的比重卻僅為3.28%，比2002年的3.32%還下降了0.04個百分點,這種下降是1995年以來的第一次；至于2004年的比重雖然還未統計出是否為下降，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會達到前幾年預期的4%的目標。
而“這些有限的教育投資，大部分還被錦上添花地投放在基礎較好的城市學校，尤其是其中的重點中小學。”中央黨校的這份報告如此評價。而在他們看來，應當逐步調整義務教育的負擔比例，由目前縣級統籌為主逐步轉向省和中央為主；義務教育經費工資部分也應由中央統籌。“做到這一點，才是名正言順的義務教育。”
聽完潘云良的報告、特別是看到一個農村孩子在油燈下看書的照片，楊進心情沉重。作為教育部基礎教育司的副司長，楊進承認，“這基本反映了農村義務教育的實際情況。”他的態度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同時，他也透露，教育部將開始逐步調整農村九年義務教育的內容，引入更多職業技能教育。 (楊大鵬)
特約編輯：張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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