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修仰峰
國家公務員法草案剛提請審議不久，在湖北枝江市，一場讓升官無望的普通公務員提高待遇的改革已落幕。專家宋世明是這樣評價這場改革的：“枝江的試點改革意義非凡，拓寬了公務員的職業發展空間，也沖擊了官本位思想。”(1月4日《北京青年報》)
讀完這篇報道，給人一個強烈的感
覺是：枝江市的破冰之舉，給處在“金字塔”塔基的廣大普通公務員帶來了物質上和權利上的實惠。報道說，枝江市國稅局職工47歲的朱高榮，因工齡29年、大專學歷、在崗位上表現突出，與局長和副局長一樣，被評為國稅能級三級——每月多了300多元的能級津貼，在執行公務活動中，還可以指導能級級別低的人員。實踐會證明，這樣的改革，由于兼顧了當地普通公務員生存與發展的需要，必將極大地激發他們的工作積極性，提高行政效能，同時挽留優秀的公務員，不至于流失。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看到，“這場改革”究其實質仍是系統內的改良——有限度地調整與優化枝江市國稅局內部利益分配機制，穩定隊伍，提高效率；它是否能如專家所言，沖擊乃至改變“官本位”思想，筆者個人以為，不宜過早下這樣的結論。
在枝江市國稅局的能級評定中，工作了29年的朱高榮被評為三級，不少媒體紛紛以此為主標題或副標題：“普通職工與局長同級”，朱高榮在接受采訪時，也再三地感到“受寵若驚”；至于局長和幾位副局長為什么、憑什么可以評上枝江市國稅局的最高能級三級，卻少有人去問個究竟，這從一個側面說明，這樣的能級改革仍然帶有官本位思想——政策措施的出臺與實行仍與領導的行政職務掛鉤。在這里面，隱藏著一個很有普遍性的潛意識：能擔任領導嘛，當然說明他各方面的能力都很強，這還用考核與質疑嗎？
這樣的“集體無意識”，對各地紛紛開展的公務員制度改革是弊多利少的。“普通職工與局長同級”，也許會給領導帶來面子上或心理上的壓力，卻無法在制度上形成系統內來自普通職工的監督力量，有效地約束與制衡領導干部的權力運用。我們很難想象，對被評為能級三級尚感到“受寵若驚”的朱高榮們，在以后的工作會理直氣壯地監督局長、副局長們，這不是朱高榮們的錯，是他們還沒有這樣的制度平臺。
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種形式的公務員管理改革，說到根本上，不只是提高待遇的問題，而是以此為基礎，力圖使公務員管理職業化，使權力運用規范化，進一步縮小權力尋租空間。這就意味著，在公務員隊伍中健全激勵機制的同時，還應同步地建立起監督機制，真正做到“以激勵之名行制約之實”。
編輯 張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