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有關負責人表示在正規統計口徑中沒有“中產階層收入”項目
針對媒體報道國家統計局相關調查確認我國城市中等收入群體家庭年收入標準，國家統計局有關負責人昨日表示，國家統計局未公布過相關數據。
昨日，有媒體報道稱，國家統計局城調隊一份抽樣調查顯示，6萬元-50萬元是我國城市中等
收入群體家庭年收入標準，到2020年，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將由現在的5.04%擴大到45%.國家統計局新聞處相關負責人明確表示，國家統計局未公布過這一數據，在正規的統計口徑中也沒有“中產階層收入”這一項目。她不排除統計小組或個人進行與國外類比研究得出相關數據，但不代表國家統計局觀點，其數據的準確性和真實性無法評價。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認為，不應人為制造中產階層。現在財富問題很敏感，社會平等和共同富裕問題更值得關注。
夏學鑾說，從長遠看，關于中產階層的統計是有意義的，但應等到多數人生活狀態良好的時候再進行，而且關于中產階層的評價標準應該多元化，兼顧財富、權力、聲望等。
衡量“中產”不只是“收入”一個標準
近幾年來，“中產”一直是一個熱門話題。不過，究竟什么是“中產”？”中產”具有哪些標志？中國有多少“中產”？又眾說紛紜。國家統計局城調隊的一份抽樣調查則提出了另一個標準：年收入在6萬元到50萬元之間。盡管國家統計局稱這個數據未正式公布，但可以預料，這個標準肯定會引起爭議。
事實上，試圖通過精確的數字來描述一個群體，或試圖用一個標準來描述一個群體，本身就存在方法論上的偏差。在社會研究中，越精確的方法，反而越容易遮蔽現實。比如，以收入來界定中產階層，吸引人們把注意力投向這個群體的金錢收入，而忽略了“中產”的其他特征，比如，職業特征、自我角色意識、社會聲望、公共活動，尤其是其精神狀態。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感受到，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個新的階層逐漸形成，并不斷擴大。這個群體包括企業的管理層和白領工作人員、中小企業家、政府雇員、專業群體(比如醫生、律師、IT工程師等等)、自由職業人員等。他們是市場擴展、深化和社會逐漸發育的產物。
除了中小企業家群體略為特殊之外，這個階層的特征也相當顯著的：他們普遍地依靠其專業知識獲得中等以上以至較高的收入，并維持了一種體面的生活。他們是消費的中堅，汽車、房地產、旅游、文化、圖書等新興市場是由他們支撐的，他們引領著時尚潮流，也被時尚所主宰。
當然，他們的精神狀態也自成一格。他們有房子有車(盡管都貸了款)，普遍地對自己的收入和地位還算滿意；他們是靠自己的專業才能而獲得不錯的收入和地位的，因為，他們相信個人奮斗，相信依靠自己的努力，可以不斷地改善自己的境遇。
因此，有點保守，但也不拒絕變革，他們傾向于追求穩定基礎上的變革；在權利遭到侵害的時候，通常會訴諸溫和的、法律的手段來解決；在遭遇利益沖突的時候，追求理性的談判，并且可以作出妥協。他們具有權利觀念和公民意識，同時也知道如何以理性的手段來表達自己的訴求、維護自己的權利。
“中產”的法律精神與理性氣質，在近幾年的城市業主維權活動中已經相當充分地表現出來。
同時，“中產”也在改變和塑造一種健康的社區自治網絡。近年興起的環保活動、志愿者活動，也都是中產群體發起、推動的。“中產”因為受過較多教育，具有較為開闊的視野，也就具有一定的社會責任意識，他們也普遍地會以建設性心態參與社會和政治。
正因為此，學者們普遍希望中國盡快進入“中產”，即“中產”或中等收入群體占到人口的大多數，而目前，這個階層還只占到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事實上，至少從統計的角度看，發達國家也確實都是中產社會。
不過，如何擴大“中產”在整個社會的比例，顯然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需要更深入的市場化改革，“中產”是依托于市場體系的；需要更多的人有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因為大學文憑似乎是“中產”的入場券；而這又需要經濟結構不斷升級，創造出更多知識型工作崗位。當然，最大的挑戰在于，農民如何實現融入城市，實現市民化、“中產”化。
就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的治理來說，也需要面對中產群體不斷擴
大的現實，而徐圖改進。比如，政府究竟如何管理新形成的社區，如何以業主自治為基礎塑造良好的社會秩序，恐怕需要政府轉變管理模式。一個逐漸擴大的理性的中產群體，也需要政府給予理性的回應，從而形成一個良性的官民互動格局。（記者申劍麗）
特約編輯：舒薇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