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本已被其他國家反復研究、確認是完全錯誤的研究項目，在中國某大學和部分院士的推動下強行開展，近1億元投資白白浪費，卻沒有任何形式的責任追究。
今天，在首都科教界“培育學術生態，凈化學術環境”座談會上北京工業大學能源與環境學院院長馬重芳講述了這個令人吃驚的故事。“這種事情現在還有，為
了拿到錢，科研人員弄虛作假。在座各位還在拿科研經費的很少，否則，有些事情不愿意說，因為申請不到科研經費任何事情也做不了。”
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也表示，“現在我不需要科研經費，項目也搞得少，有些話該說一些。”與會近20位專家學者紛紛指出中國科技界目前存在的問題。
這個座談會由中國科學院院士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中國工程院院士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科學時報》社共同舉辦。就在召開座談會的同一間會議室，2004年12月29日至2005年1月17日，不到20天內，中共中央政治局9位常委先后視察中科院，在這里聽取了工作匯報，對中國科技創新提出了希望。
為什么大家不愿請何祚庥評審項目
“學術生態系統不健康，科技未來就會走向滅亡。”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說，當前學術生態問題值得關注。
據何祚庥了解，科技工作人員跑項目、要項目的現象嚴重。“跑項目、要項目是需要進貢的。這些事情十幾年前就出現了，拿到項目的人一定要返還一部分錢給審批項目的人。”
他說，每次評審工作后，申請人都會弄一些信封，這些不署名的信封里面裝了錢，“不要問這錢送哪兒去了，沒有名目的，說是交通費，可數目遠遠比交通費多。申請人會給所有幫助過他的人都送，這不是秘密，是公開的事情”。
有時候，某些領導會提前暗中指示。“領導跟某些部門達成協議，甲方支持了乙方的項目評審，乙方也會報答甲方，在以后的項目評審工作中支持甲方順利通過。”
這種情況的出現，讓越來越多的科研工作者對項目選取的公正、透明產生懷疑。何祚庥說，在自己參加過的一些項目評審中，他敢于說一些真話。但他同時也承認，說真話的結果，就是各個單位做項目評審時，再也不請他了。“現在很少有人請何祚庥到場了，幾乎沒有，生怕我說一些話，不方便他們進行利益分配。”
何祚庥院士說，比如“受控熱核反應”項目，過去有些院士寫報告分析該項目真正實現還很遙遠，產生發電效益還很晚。可讓人不可理解的是，報告分析時是一種意見，到了申請要錢時卻是另外一種意見，說該項目二三十年就可以實現。“這樣對待科研項目評審工作，對國家造成的危害不言而喻。”
有專家分析說，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科技資源分配方式，需要進一步改進。龐大的科技資源審批權力，集中在個別部門，如何做到公平分配、如何實現國家科技發展遠景目標，成了科技工作者關心的問題。
何祚庥說，從理論上分析，資源過分集中就會導致權力部門失去監督制約，特別是分配錢的部門，可能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由一個部門來分配資源，由一個部門來指揮所有的科技項目，肯定很困難。一些過分集中、又失去監督的管理辦法，不利于學術生態發展。”
學術圈子里的關系圈子
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王浦生說，在我國科技界的學術圈子里，復雜的關系圈子，正日益嚴重地影響著科技的正常發展，“關系圈子導致了各方不同的利益沖突”。
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利益關系。比如說血緣關系、師生關系。王浦生解釋說，項目評審時，如果申請人和評審者關系密切，“可能是評審者的孩子或者學生，或者很親密的朋友”，只要存在這樣的關系，必然的利益聯系可能會導致科研項目評審工作的不公正和偏見。
其次是企業和個人的關系。據了解，目前幾乎所有科學研究項目都有企業資助，而當企業對科研項目進行大筆資助時，所得結論的“真實性”很可能會受到贊助單位的影響。
比如，一家汽車公司資助研究機構搞環境研究，最后得到的結論卻說中國城市環境污染不是由汽車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車造成的，“因為自行車引起交通不暢，導致汽車停滯，排放更多廢氣”。
再次是通過公關等手段建立起來的關系，這在中國尤為普遍。王浦生說，本來科研項目申請人和評審者沒有任何關系，可是為了項目評審順利過關，申請人通過各種途徑、手段和評審者建立關系。
王浦生說，面對關系圈子中的利益沖突，國外一般都制定了回避制度。比如，申請人和評審者有親戚關系、朋友關系或者曾經有過合同關系，在評審項目時就需要申請回避。“評審前，項目申請人主動提出哪些人需要回避，如果沒有提出，一經查出，評審者也應該承擔責任。”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整個評審制度的公正，否則，很多科學上的不端行為，將越來越多地出現在這種利益沖突上。
花錢就能買到核心期刊版面
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說，科技界花錢買文章的現象嚴重。“現在很多地方鼓勵發表論文，數量越多越好。在這種風氣下，花錢買文章的方式多種多樣。”
何祚庥列舉說，一是不提供文章，直接把錢交給各種國際國內學術雜志。更有甚者，有些單位放出口風，誰能在《自然》和《科學》上發表文章，就愿意給100萬元。
二是有些單位不惜重金，從外國邀請知名學者、專家到中國演講、作報告，付給高額的報告費、演講費，然后請別人在寫好的稿件中署上自己的名字。
三是給報刊雜志提供版面費。何祚庥指出，除了正式的科研人員，我國還有成千上萬的在讀研究生和博士生，現在有關部門統一規定每人最少在核心期刊上發表兩篇文章，“很多報刊雜志都宣稱是核心期刊，可實際操作是，不管文章質量如何，先收了版面費再說”。
何院士說，學術和經濟利益就這樣掛鉤，“現在涌現出一種特殊刊物，即核心期刊的副刊——專門刊登碩士論文，每篇文章登多少字需要多少錢，都是規規矩矩明碼實價。這種學術評價體系對社會有什么公正可言？”
據了解，收版面費在美國也有，但是在收費文章的結尾，編輯會注明：“本文收了多少版面費用，請讀者們視同廣告。”何祚庥說：“如果我們收版面費也都這樣注明的話，我倒覺得可以考慮。”
論文數量上去了，質量下來了
中國科學院院士馬大猷，最近查閱了很多學術報刊。他發現文章的作者署名，一個人的很少，幾乎沒有，最多的竟有七八個人。他質疑，“科學研究是一項創造性的工作，怎么會湊巧到七八個人同時創造了這個思想？”
馬大猷院士分析說，這其中肯定有很多人是順便搭車的。“一個人寫了篇文章，把別人的名字署上，對自己也沒什么大的損失；下次別人有了文章，把自己的名字也署上。還有很多人自己寫完，覺得分量不夠，干脆找個有名的人署在前面，方便發表。”
他說，因為鼓勵多出文章，中國科技工作者的論文數量上去了，可是質量下滑讓人擔心。據他了解，在最近的一次統計中，5年內中國科研人員發表的所有文章約66萬篇，而科研人員是42萬人，平均每個人1．5篇。可被別人引用比較多的僅有2．1萬篇。“引用少就意味著重要的文章非常少。”
“論文質量一定要有保證。”馬大猷院士建議，假如一篇文章同時署上好幾個人的名字，那么每個人的貢獻就按幾分之一篇來算，并依照這種方式記錄在案。“如果這樣，科研人員肯定會考慮自己的投入產出，可能會比較好地解決署名多的問題。搞科研、發表文章不能搞大鍋飯，否則將影響整個國家的科學發展。”
（記者 李健）
盡快建立學術信用制度
中國科學院院士工作局學術秘書孟輝在今天的座談會上透露，不久前中國科學院學術道德委員會經過主席團批準，正式向國務院遞交了關于我國科學道德問題的報告。
她介紹說，這是道德委員會聯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管理科學幾方面專家共同調研后形成的報告，對當前國內科技界存在的問題、原因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幾個方面的建議。相關部委已經收到了該報告，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見和建議，在不久后，該報告可能會向公眾發布。
孟輝表示，在科技管理體制和科技政策方面，國家要下大力氣。“與科技發展相比，有關方面在觀念和行動方面相對滯后，片面追求政績，急功近利。過多的以政府管理代替科學界自我約束與科學家民主管理，對科學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孟輝說，政府管理部門行動滯后是個大問題，比如說評獎制度和辦法、重大項目的評審辦法，很多人早就提出來進行討論，而且討論也不是一兩年了，可是幾年來改進并不大。
科技部信息所總工程師武夷山也表示，世界各國都重視科研道德和學術道德，而中國的主要問題是學術和政治一直不分。如果適當的標準建立不起來，學術界不像學術界。
他說，學術成功的標志是得到同行認可，而政治上成功的標志是得到領導認可。兩者評判的標準絕大多數情況下不一致。“如果不經歷一個劃分的過程，學術界水平就很難提高。政府方面只有適度放權、放手，才有利于培育高質量的學術界。”
中國科學院聲學所所長田靜則建議，要培育學術生態，凈化學術環境，首先要建立良好的科研項目專家評審資源。他介紹，有關部門正在建立專家資源庫，以后在組成項目評審委員會時，可以采用隨機抽取專家的辦法。“如果這一制度可以真正實施，對于廣大科技工作者來說，將是一個好消息。”
其次，需要建立專家學者的信用制度，比如說某位專家參與了某次重大項目的評審工作，如果項目最后出了問題，他肯定是要負相關責任的，“不能只是簽了字，領了紅包，就不管了”。
中國科學院政策所研究員樊洪業說，科技界應該講究自己的層級，按照人才培育規律形成層級，從大學生到研究生，到博士生，再到科學家，而不是講究領導干部的部級、局級和科級。在這個層級中，院士肯定是最高級別的。院士曾經取得了很高的學術成就，當選后應該在其他方面起主要作用，包括對科技發展方向的研究、項目評審、院士咨詢等等。他同時強調，今后國家應該根據科技發展的實際情況，對院士總量進行控制，“如果數量上不控制，質量上恐怕會有問題”。（記者
李健）
學術腐敗何時休？
學術道德這個老問題又被拿到桌面上討論了！在其他不少場合，這個問題也曾被一再提及，但這次的主角是一群德高望重的院士。
更多的時候，這個問題屬于圈內人私下的談資。哪些人破壞了學術道德，已成圈內公開的秘密。可在面對圈外人時，他們多是沉默。沒幾個人愿意戳穿“皇帝新衣”，因為說真話的代價太大。
在學術界，得罪一個人，就等于得罪他的老師、同學、好友……最后得罪的人數以幾何級數增長。實際上，得罪一個人就等于得罪數不清的人。這意味著舉報者不知道在哪個環節會被穿小鞋。
十幾年前，學術批評網創辦者楊玉圣，以真名批評自己當時所在高校一位老師抄襲別人的文章。沒想到，這件事情引起巨大反響。后來，楊玉圣得罪的人越來越多，楊玉圣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得罪了多少人。如今，他開玩笑說：在學術界，自己得罪的人可能最多！
上個世紀80年代，與學術規范有關的問題曾經被列為邊緣話題。公開談論、揭露種種不規范現象的學者還是少數，比如陳平原、楊沐、鄧正來等。如今，這個問題成了大眾話題，有關學術種種不端行為的內幕越來越多地被公開，但步楊玉圣后塵的人卻不多。
在這些被公開的內幕中，大多數信息提供者并沒有署上真實姓名，其中也不乏利用匿名打擊報復自己對手的人。多數人是因為不敢或不愿露真名而招致太多的麻煩。
不管怎樣，楊玉圣等人仍在致力于學術規范。可是，他們在揭露一個又一個的學術不端行為的同時，又一批學術不端行為接著出現了，還有更多的不端行為隱藏在冰山下。教育部去年曾經出臺學術規范的有關條例，質疑的聲音隨之而來——因為并沒有相應的懲戒措施，學術又何以能規范？（記者
原春琳）
責任編輯：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