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世鐸終于走了，從即時進行的民意調查看，這一人事變動堪稱大快人心事。但民意調查同時顯示，球迷們對接任的謝亞龍同志的期望也不太高，至少已經失去了幾個月前期盼“明君”降臨時的那種急迫感。畢竟，中國足球極度深寒的現實不是隨便哪個人能夠融化的。同時，種種跡象表明，有關方面考慮人事調整的思路也未必完全
契合球迷的心愿。
閻世鐸的爛攤子
如果說憑借著2001年十強賽的成功，老閻當政4年多的整體業績尚可作三七開評估的話，其形象其人品則江河日下不堪回首。尤其是在過去3個月里的表演實在惡俗之極、可笑之極，不僅讓自己徹底淪為孤家寡人，還把中國足球拖入了一地雞毛、無人關注的凄涼境地。
面對中國足球全面崩盤的危局，盡管閻本人一度頗為戀棧，有關方面也猶疑再三，但閻世鐸的走人是必然的，任何人都保不住他，區別只在于時機和方式而已。可惜，有關方面選擇的時機并不恰當，方式也不太正點。從時機的角度看，中國足球走向共和形成共贏大好局面的機會已經失去了。由于閻世鐸戴著權力斗爭的有色眼鏡看待去年十月的中超資本革命，在此期間用盡權術將那些資本大亨玩弄于股掌間，此后又借助所謂的深化改革而恣意剝奪投資人的話語權和贏利空間，令幾乎所有的投資人都產生了幻滅感。
很難想象，僅僅因為換了個掌門人，國安的羅寧、楊祖武，實德的徐明、林樂豐等人就會改變對足協的敵視與厭惡態度。但西門子退出事件清楚地表明，沒有投資人大量真金白銀的投入，足協掌握再多的權力，包括自封為聯賽的所有人，都只是一種紙上富貴，解決不了任何事情。
從楊一民最近的講話看，中超冠名危機多少觸動了官僚們的自大意識，看在錢的面子上，后閻世鐸時代的足協有可能不那么蠻不講理、不那么戀權貪利。可是，資本與權力對峙的堅冰不是放出一些緩和的氣球，做些無關緊要的讓步就能夠打破的。對于徐明等投資人而言，擁有職業聯賽的“四權”既是最高綱領，也是最基本底線，否則就沒必要玩足球了。對此，閻世鐸、郎效農等人是決不認同的，提出聯賽是“準公共產品”的謝亞龍恐怕也無法瀟灑應對。
事實上，閻世鐸雖然走了，但閻的陰影將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籠罩在中國足壇上空。在過去的一個月里，老閻“不辭辛勞”地安排了不少身后事，比如08奧運之星工程，比如新國家隊教練人選和組建原則，比如取消降級的規定，等等。這些決策都已經走完了官式程序，并先后進入了實施狀態，后來者即使很有歧義也只能照辦。因此，豪賭出線、犧牲聯賽和好大喜功、拍腦袋決策等一系列具有鮮明閻氏特色的東東還將長久地保存著，直到下一次慘敗的到來。
謝亞龍的艱難時世
值得一提的是，在足球界聲名狼藉的閻世鐸依然是決策層的寵兒，其訓練局局長的新職要比人們猜測的人事司長等差事更位居要津。要知道，閻的兩位前任口碑比閻好，結局卻比閻差，年維泗在中國棋院黨委書記的位置上熬到離休，王俊生則賦閑兩年后才離開了中體產業監事長崗位。
顯然，盡管閻世鐸在足球界淪落為孤家寡人，但有關方面對他的評價不低，不僅絲毫沒有問責的意思，還大有褒獎之意。這實際上也是一種信號，即沒有閻世鐸的新足協將繼續執行“閻氏新政”，留給新掌門人變法的空間很小。
這無疑將極大地降低人們對未來的期望值。誰都知道，中國足球雖然在行政上歸屬體育，但與體育系統其他項目都有本質的不同，一方面，職業聯賽的運營資金全部來自非體育系統而非政府撥款，又以市場化的方式流動，即以市場為導向，這十數億資金可以蜂擁搶灘，也可以一哄而散。另一方面，足球人力資源也具有很大的開放性和流動性，當環境合適時，來自世界各地的教練球員都會涌入，眾多年輕人也以成為職業球員為最大職場追求。反之，則劣幣驅逐良幣，將出現優秀外援駐足不來，足校里的小球員紛紛要求退學的蕭條狀。
已經大步走向市場的職業足球是不能采用中國體育傳統的金字塔模式管理和經營的，可惜，有關方面只想到靠職業足球融資，卻無意遵從市場準則；只把投資人當作金牌戰略的“買單佬”，而不是商業合作伙伴。這樣的運作模式是不可能長期維系的，中國足球很快走過繁榮期，直至現時面臨著深重的危機其實就是一種懲罰。
這一足球政治經濟學原理并不深奧，來自傳統體育系統的人士卻很難參詳。因此，要解開中國足球的死結，足協掌門人就不應該誕生于體育系統中，而必須來自社會經濟改革的第一線。在這個級別上從事領導管理工作，外行并不是大問題，閻世鐸不是栽在不懂足球上，而是首先栽在政客心態過濃，其次是栽在不懂戰略管理。一個既不是足球專家又不是籃球專家的公務員，居然會提出仿效NBA搞什么南北分區賽，這樣的足球不搞砸才怪。
遺憾的是，僅僅從經歷來看，謝亞龍同志與閻世鐸有較多相似處。比如長期浸淫于傳統的體育文化中，比如受著過多的體育系統復雜人事關系的牽制，另外客觀環境也比閻世鐸上任時嚴峻得多，要突破困局并不容易。最簡單的是，亞龍同志眼里的足球到底是職業牌的還是出線牌的？在工作中，到底是像閻某人那樣一味惟上，還是陳云同志倡導的只惟實？
很多人認為，體制不變，誰當這個掌門人都沒戲。這種說法多少有點絕對和宿命，一方面，在體制不變的情況下，個人行為的空間不僅有還蠻大，比如老閻剛上任的那一陣，就有不少新思維新舉措產生，給足球界帶來了不少新氣象。到了后來，老閻事無巨細都要向上級請示，又常常瞎領會上級意圖，把足球完全政治化。另一方面，體制也是由人建立和改變的，在這偉大的變革時代，任何人都能有所作為，更何況像謝亞龍那樣的一方諸侯。
變法還是維新甚至守舊，這或許是擺在謝亞龍面前的第一道選擇題。(周文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