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環保問題的嚴重程度令他痛心疾首。“真的是難以想象，國家每年投入了巨資用于環境保護，但為什么環境污染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剛剛從美國歸來的浙江大學環境研究所所長劉維屏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了擔憂。
劉維屏看不明白，在國外治理環保都有很好的手段和方法，而國內似乎總有一種阻力。其實從技術上來
看，國內的很多技術手段甚至超過國外；但從治理結果來看，顯然目前還無法和國外相提并論。
其實，這種矛盾源于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體制不科學。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公開表示，構建綠色ＧＤＰ核算體系，實行官員環保考核，才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和諧發展的關鍵之所在。
環境可持續發展成討論焦點
１月份，在全國各地兩會召開之際，一些代表、委員紛紛建言，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要注重環境保護。
天津市環保局局長邢振剛在天津兩會上透露，今年天津市環保局將推出嚴格環保審批，淘汰高污染、低產出的生產工藝，促進產業優化升級；同時創建兩個新型工業化生態園區，搭建一到兩條循環經濟產業鏈。
同期，在貴州省召開的地方兩會上，部分人大代表提出，目前一些地區為發展經濟，引進鐵合金、電解鋁等高污染、高能耗、低水平的項目，這些項目導致的水土流失、石漠化，極大地危害著貴州省的可持續發展。保護資源，做好資源的合理規劃和合理布局顯得格外重要。因此，堅持生態立省，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成為了貴州省政府今年的工作重點之一。
天津南開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副教授徐鶴對記者說，出現違規事件再去罰款，根本解決不了問題。環境已經被破壞了，經濟制裁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因為花再多的錢也不能恢復原有的生態環境。
“這是深層次的問題，也是一個難題。”劉維屏言語中無不透露出一種擔憂。環保問題愈發突出和嚴重，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是當務之急。
劉維屏向記者表示，國內具有的環保技術比國外的要先進，從技術處理上看也是過關的，然而國家和企業在治污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財力和精力卻收效甚微。國內有些制度是形同虛設，最根本的還是體制問題。
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專家表示，現在的環保管理方面也存在問題。環保部門可以處罰違規或不達標企業，環保局收了錢，但有的問題不能徹底解決，企業還是照樣生產和排污。這種做法是“堵”，但又堵不住，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即便罰款５００億元，但如果想恢復環境原有生態，可能需要的資金還不止是一個５００億元，重要的是環境已經破壞了。
”
讓國人不能忽視的是從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傳來的一個值得警覺的消息：期間正式對外發布的評估世界各國地區環境質量的“環境可持續指數ＥＳＩ”顯示，在全球１４４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位列第１３３位。
官員環保考核體系是解決問題關鍵
就在環保風暴乍起之際，長江三峽總公司承建的金沙江溪洛渡水電站等３個電站分別被罰款２０萬元。同時還有總投資達１１７９多億元的３０個違法開工項目全都接受了行政罰款，具體數額不等。
記者在采訪時感到，很多環保方面的專家、學者希望環保問題能引起更多的人、尤其是政府的高度關注。他們表示，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距離不是很遠而是很近，如果按現在的狀況發展下去，經濟發展最大的瓶頸就是環境保護。劉維屏表示，在目前的體制下，需要反思的是環保制度和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
“環保的兩難矛盾還包括發展經濟和環境治理如何統一、協調發展的問題。”徐鶴認為，各地方一把手在招商引資過程中，究竟是首先考慮環境保護問題，還是地方經濟發展問題？如果顧及前者，地方ＧＤＰ的增長可能受限，而要考慮經濟發展，必然可能會涉及到環保問題。而根據現行的人事制度，官員在任期間，誰都希望有自己的政績或ＧＤＰ高于別人，但環保這個問題又怎么解決呢？
日前，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公開表示，“先污染后治理”是傳統工業化的道路，我們不要走老路，要實現從傳統工業化向新型工業化的飛躍，從傳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飛躍。
早在去年１０月，潘岳就曾指出，我們需要一整套新的國家績效考核體系。建立綠色ＧＤＰ核算體系是戰略性的第一步，并且急需一套能夠修正地方官員決策的考核標準，這就是官員環保考核。今后官員的政績應該是：創造每單位ＧＤＰ所耗資源與所釋放的污染物越低越好；本地區每個勞動者的全負荷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國土面積所承載的經濟總量越高越好。
而這一考核標準，在２００７年將被正式列入全國黨政領導干部政績考核內容。或許那時，治標又能治本，也不需要“經濟制裁”這個手段了。
（周穎）
特約編輯：舒薇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