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留下，這張好。”
在“人與水”攝影比賽的初評會上，一直沒有發言的潘文堂指著一張《沱江大污染》的照片說。
照片上，一只死青蛙怔愣著無神的眼睛。那是2004年的5月，沱江流域發生重大污染，數萬噸死魚被沖上岸。經濟損失達3億元人民幣。沿江一帶的居民吃水用水發生困難
。他們在烈日下排起長隊用水桶接水。
作為首創股份的總經理、一個做水生意的老板為什么會關心水源的清潔還是污染？
“因為水源的污染會提高水處理的成本，發展下去我們會無水可“務”。”潘文堂說。
關心水的當然不僅是潘文堂和劉曉光這樣的企業家，但當水企業的老板作為一個獨立的群體對環境問題發出自己的聲音時，人們還是不禁感到新奇。
從90年代中期以來，伴隨著水價的一次次上調，“水務”這個新鮮名詞擠進了生活，人們也慢慢接受了“水是商品”這樣一種觀念。
在城市用水日益緊張的情況下，一個巨大而復雜的水務市場開始形成。
何為水務？威立雅中國區副總裁黃曉軍介紹說，水務有兩個大概念。第一，從水的源頭說起，這是個大循環，江河湖海是起點，經過處理，把水分成農業用水、工業用水和生活用水三大塊，引到人們要用的地方。隨著環保意識的增強和水資源的匱乏，現在廢水處理以后回到江河湖海混合后再重新利用，這樣就形成了水的大循環。
另一方面，現在提得多的中小循環，是指水源進水廠之后的加工循環，供給工業、農業、生活用水，包括污水處理。結合目前的國際市場來看，這樣的循環是一種市場運營。
在這個“中小循環”里，眾多的水務企業看到了日益清晰和擴大的市場機會。他們當中，既有威立雅、美華這樣的跨國公司，也有首創這樣國企出身的上市公司，還有眾多的民營企業。業內人士估計，中國水務行業是未來發展最快最具潛力的行業之一，按照國家的“十五”計劃，供水行業的年產值要從六七百億，提高到近兩千億元，城市污染處理率也要從目前的29%提高到45%。
中國將盡快建立合理的水價形成機制，在此背景下，中國許多大中城市都開始進行水價改革。首先是上海提高水費中的排水費的價格。排水費提高到1元，比以前價格調高了40%。而北京市水務局局長焦志忠表示：到2005年北京水價要增長到6塊錢左右。水資源的稀缺，自然導致了水價的不斷上漲。水價每上漲一分錢都將會極大的影響水務公司的利潤。
對于民眾，生于一個市場化時代面臨的一種不幸是：每一個市場化的過程通常都意味著漲價的過程，不論是水、汽油、煤氣還是利率。如何在“治水”市場化進程中建立協商機制，平衡各方利益關系，就成了政府應該承擔的一種責任。
對于企業來說則面臨著管理體制變遷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九龍治水”固不可取，一家獨大也不一定可行。在水利部推動的水務局管理模式受到建設部的反對之后，兩個部門妥協之下達成協議：誰也不率先推動“統一管理”，讓各地方政府自行試點。
“看得見的手”打起來了，干脆誰也不再伸手了咋辦？
國內關于水務行政體制改革有三種意見：
一為“保持現狀論”，這種觀點認為，目前的部門分治格局能有效保持權力平衡。水利部門不能一家獨大；其二為水利部力推的水務局模式；其三則認為應分三步走。在過渡階段先由國務院一位副總理來專門協調各涉水部門的職能交叉和利益沖突；隨后取消現在的水利部，在國務院成立一個水資源協調委員會，由這個委員會來進行協調管理；最后這個委員會將原所有涉水部門的職能全部剝離過來，專事水資源統一規劃和統一管理。
在水政改革大背景下，水的價值鏈條上又會串上新的主角：咨詢研究機構、獨立水質監理機構、或者還有NGO。市場是一個好東西，它使各利益主體從關心自身利益出發，主動關注價值鏈的上游與下游。解決“公地危機”。
作為這個價值鏈的末端，最后的買單者，我們謹慎地注視著這個鏈條的變化和延伸。 （叢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