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批改革開放后成長起來的第一批企業家，無論是農村的還是城市的，和普通的農民與小市民區別并不大”
2005年3月27日下午，寧波余姚市東南的丘陵地帶，天氣又陰又悶。
退休工人老陳和往常一樣，吃過中飯后，拿了幾張過期的報紙和一壺茶，到一家一片蕪雜的工廠看門。這工廠是親戚家的，因為
機器還沒搬完，就叫老陳看管著。老陳自己也沒想到，這天他會看到有生以來看到的規模最大的豪華車隊，遇到有生以來最大方的老板和得到有生以來最大一筆橫財。
當天下午2時左右，一隊十幾輛包括寶馬、奔馳在內的豪華車隊，徑直向老陳的工廠駛來。老陳正要阻攔，一個40來歲的平頭中年人跳下了車，走到傳達室，拿出一個裝著2000元的信封，塞進老陳的手里，笑著跟老陳說，我們借你的地方玩幾副牌，下午5點之前肯定走。老陳很納悶，還想問話，但車隊已進了廠門，早已預備好的地毯等擺放齊當后，車上下來不少衣著光鮮的男女，坐到毯子上圍成一圈。大約4點半，這幫人就收拾了毯子等物件，出了工廠。臨走時，那個平頭中年人又扔下一個信封，還是2000元現金。
兩天之后，老陳從他的老板親戚那兒得知，這隊由豪華轎車組成的車隊，載來的都是余姚、慈溪一帶的民營企業家，他們所謂的“玩牌”，其實就是賭博。因為擔心公安機關來抓賭，所以他們只能在各地輾轉著賭博，輸贏常以百萬計。
事實上，活躍于余姚、慈溪一帶的富豪賭博集團，并非是富豪中最瘋狂的。不少中國富豪，因為賭博而破產，甚至是自殺或被殺。
被捕的家具大王
2005年2月下旬的一天，杭州人張義受朋友之托，準備訂購一批價廉物美的家具。張先生首先想到的是幾年前曾打過交道的琴鳥家私。電話打到琴鳥的辦公室和銷售部，但都沒人接電話。幾天之后，張義從一些同行中得知，琴鳥家私的老總金建春早在2004年就因詐騙被逮捕了。
琴鳥家私曾是杭州乃至浙江著名的家具大王，張義覺得資金實力雄厚的金建春，居然會涉嫌詐騙，有些不可思議。為了證實這個消息，他親自去了地址在余杭區的琴鳥家私總部，除了幾個門衛之外，公司已看不到其他人了。
42歲的金建春在浙江家具業赫赫有名。他在余杭區禾豐村起家。熟悉他的村民告訴《瞭望東方周刊》，金建春18歲開始做木匠，很會動腦筋，常常能做出一些新款家具，令同行刮目相看。經過幾十年的商海打拼，一躍成為資產至少數千萬，擁有浙江琴鳥木業公司等數家關聯企業的老板。巔峰時期，他接到過人民大會堂等裝飾項目，擁有全國知名度。這樣一位擁有數千萬資產的富豪，為何成了詐騙犯呢？
一切皆由賭博而起。
據浙江當地媒體報道，琴鳥企業成立不久，金建春跟一個客戶去澳門談生意。初涉金碧輝煌的賭場，金建春運氣不錯，一個晚上就贏了近萬元。
從此，金建春的賭癮漸長，每個月都要去澳門四五次，賭注也越下越大，成了賭場貴賓房的常客。每次去，他都會準備數百萬的賭資，但幾乎次次空手而歸，還欠了一屁股高利貸。漸漸地，董事長辦公室已經很少看見金建春的影子了，一名前途無量的商業奇才，墮落成了一個成天想著翻本的賭鬼。
事實上，金建春如果在2002年前后收手，這位少年得志的商界奇才還有希望東山再起。因為2002年還是杭州房地產開發的黃金時期，在杭州市區擁有一家房地產企業的金建春沒有把握住這次機會，看著自己十幾年來辛苦賺來的錢被賭場吞噬，好勝心極強的金建春很不甘心。2002年，他將琴鳥公司在杭州一家房地產公司51%的股份轉讓給了另一家房地產公司，得到了2410萬元轉讓款，大部分都扔進了澳門賭場。
余杭區檢察院的一份材料顯示，2002年9月，金建春謊稱自己在臨平茅山開發區有50畝土地，經人介紹與杭州某房地產公司聯合開發該地塊，并簽訂了一份合作開發協議。期間，房地產公司先后匯入800萬元開發資金。金建春得到這筆資金后，將其中的425萬元帶到了澳門。事后，房地產公司才知道自己被騙，向公安機關報了案。2004年11月12日，余杭區檢察院以涉嫌合同詐騙、抽逃資金兩罪批準將金建春逮捕。
金建春在澳門賭場到底輸了多少錢已很難查實。在金建春的老家流傳著幾千萬到上億等多種版本，一個接近事實的保守估計是3000多萬，這個數據也得到了余杭區檢察機關的認可。
多數都會“搞一搞”
事實上，因為賭博而涉嫌詐騙的富豪決不止金建春一個。
蔡建忠是臺州溫嶺的一家大酒店老板，每年的利潤在300萬以上，但因為沉迷于賭博，這位富豪騙貸數千萬元，都在賭博中輸光了。
臺州市公安局經過5個月的偵查發現，蔡建忠等3人在農業銀行、建設銀行等4家銀行騙取消費貸款共計3406.2萬元，創下浙江省詐騙汽車消費貸款數額之最。2004年10月，蔡被當地檢察機關提起公訴。
2003年以前，蔡就經常和一些賭友聚賭，每場賭博輸贏都在200萬元左右；出差在外，他也要打牌賭輸贏。每次去澳門賭博，他的輸贏都超過500萬元。為此，他也交了一批有頭有臉的富商，身價至少都在500萬元以上。這些人以賭為樂，隔三岔五地聚賭。
2002年底在澳門的幾場賭博，蔡建忠輸了1000萬余元，徹底破產。起先，他想通過用汽車消費貸款的錢重新投資，好好做生意，但談了幾筆生意都沒談成，再加上賭友們時時邀賭，他終于走上了“以賭博發家致富”的生涯。
據蔡建忠交代，他在銀行的3406.2萬元汽車消費貸款中，實際到手的只有2800萬元，除800萬元用于還貸，其余都用于賭博。
賭博對好多老板來說，就像家常便飯。
朱老板是浙江余杭人，這位四十出頭的金屬加工企業老總，資產將近千萬。在他看來，民企老板之間賭點錢，其實是很正常的事，關鍵是怎么把握。
“農歷年關和春節時分，無論是老板富豪、黨員干部還是普通老百姓，都會搞一搞。”朱老板說，這種時候賭博幾乎成了交際活動中最普通的娛樂項目。“在我的圈子里的幾十個老板，至少有七成以上是會趁著過年搞一搞的，無非是賭得大還是賭得小。當然也有人整天都沉迷在賭博中，干企業辛苦一年賺了幾百萬，可能全部輸在賭桌上。有的還會到外面去賭，比如澳門。”
2004年，澳門的博彩稅達到了140億澳元，比2003年增加了39億澳元。杭州一位娛樂公司的業務經理認為，澳門博彩稅近年以超快速度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內地富豪的功勞。他介紹說，在他們公司接單后趕赴澳門的內地游客當中，絕大多數都會“玩玩”。而娛樂團中多數成員是富豪。“其實，普通游客帶去的錢不多，而干部到澳門賭博畢竟是少數，所以內地赴澳門豪賭的，主要還是富豪。”
除了因賭博而詐騙外，因賭博自殺、殺人與被殺的案例，也經常出現在報端。2005年1月12日凌晨，湖南岳陽富豪田某，因為在澳門賭博輸掉220萬元之后，回湖南臥軌自殺。
富豪涉賭，已經成為嚴重的社會現象。
“游擊戰”與占山賭博
2005年1月11日，全國集中打擊賭博違法犯罪活動專項行動電視電話會議召開，會議指出，要打一場聲勢浩大的禁賭戰爭。
事實上，早在這次會議之前，對賭博違法行為，無論是浙江、蘇南還是其他地方，一直屬于嚴厲打擊的范圍。但是，無論是專項會議，還是公安機關的嚴打，并不能阻止一些富豪賭徒鋌而走險。他們和公安機關打起了“游擊戰”。
所謂游擊戰，就是四處更換賭博地址。根據一些富豪賭徒和公安人員的介紹，這種賭博形式一般由專人組織，賭博團體內的富豪成員也相對固定。由專人選擇場地，提供賭博的必要設備。他們會選擇一些偏僻的場所，比如廢棄的廠房、石礦、山林、居民家中、船舶等，通過不停更換賭博地址，來規避風險。
胡曾是浙江一家都市報的記者，這位經驗豐富的資深記者，曾多次暗訪與跟蹤賭博集團，但都沒有成果。胡把失敗歸結于策劃富豪賭博的組織者過于狡猾。“富豪賭博集團常常在各地亂竄。在賭窩的幾百米范圍內，賭徒就布置了眼線，任何可疑的人員入內，他們都會發出信號，等抓賭的群眾或公安入內時，那些賭徒早就收拾了錢和賭具，根本拿不到證據。”
2005年1月，杭州市西湖區警方經過四個多月的艱辛偵查，將西湖區四個股份制豪賭集團一舉摧毀，抓獲涉案人員120多名，繳獲非法獲利和賭資達500萬元。經過審訊，警方發現這些豪賭集團不但組織嚴密，還通過股份公司的形式，有許多股東控制著賭場。這些賭博集團以豪賭抽頭為生，其中有一個賭博集團，一次賭博的最多獲利超過80萬元。
用游擊戰的方法賭博，盡管相對“安全”，但是，由于頻繁更換地址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和人力物力，也有富豪更喜歡“安全又固定”的賭博場所，比如偏僻的山區和海島。
3月29日下午，《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在線人的帶領下，從寧波出發，從余姚市進入了四明山區，穿越了80多公里蜿蜒曲折的山路后，又跟著線人走了10多公里，在一座很小的水庫旁邊的山林中，發現了不少丟棄的撲克、食品等。線人說，這里就是那些老板賭博的地方，隔個兩三星期就會有人來。3月30日上午，這位線人又帶著記者來到了同屬四明山區的鄞州和奉化的一些山區鄉鎮。在鄞州和余姚交界地帶，一隊有10多輛轎車的車隊往山下開去。線人介紹說，這些人很可能就是昨天在山上聚賭，然后在山里人家過夜，今天往回趕。
帶路的線人，曾經為賭博團體打雜，但是自從看到隊里的幾位老板因為賭博而家庭破裂甚至傾家蕩產后，他決定不再做這種事情了。“組織賭博的頭兒幾次挽留，我都沒留下。”
對于老板們為什么喜歡到十分偏遠的山區和海島來賭博，他解釋說，因為這種地方哪怕有人舉報，警察趕到現場至少也要兩小時以上的時間，他們有足夠的時間逃走。另外，他們常會到那些兩縣市的交界地帶，一方的公安機關來查，他們就逃到鄰縣。在慈溪、余姚、鄞州甚至寧波市區的一些富豪，他們最喜歡的賭博場地就是四明山，因為四明山莽莽上百公里都是山區，號稱是寧波的“青藏高原”。
“賭博和吸毒沒什么兩樣”
許亦明(化名)是一位蕭山富豪，采訪他費盡周折。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曾兩次登門拜訪，卻都沒有見到本人。四次撥通了他的手機，但每次不是無人接聽就是不在服務區。
4月1日下午，當記者幾乎放棄聯系時，意外接到了許亦明的電話，電話中，許的聲音很沙啞，他表示愿意見一面。但到傍晚時，他又以太忙為由，拒絕見面。晚上9點半，他又打電話來，表示愿意好好單獨談談。
這位富豪的反復無常也許跟他目前的處境有關。他曾經身價千萬，因為賭博輸光了所有家產，還欠債超過百萬。老婆和兒子多次表示要離開他。從一位在地方上風光一時的富豪，淪為人人白眼相向的敗家子，其中落差可想而知。
4月1日晚上9點半，許亦明如約來到西湖邊的一座茶樓，一身邋遢的皮衣已經看不出富豪當年的風采。
許亦明學會賭博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當時他還是鄉里最早的幾個百萬富翁。剛開始學會賭博就感受到了賭博的無窮樂趣。“當時的賭博形式很簡單，要么是麻將，要么是5張牌的梭哈，那會兒還只是一種娛樂。盡管一起玩牌的都是開廠的企業家，但賭博的金額一般都在2000元以內。”
轉折是在1996年，香港即將回歸，港澳游十分流行。他和當地鄉鎮上幾個企業家一起，第一次來到了香港，順便也游玩了澳門的賭場。那次許亦明運氣不錯，一共贏了5萬多元，從此就欲罷不能。
“我開始堅信自己運氣好，賭術好，連在澳門賭場都能贏錢，在蕭山本地就更不在話下了。”從1997年初到2000年初，三年時間里，許亦明大概贏了200萬元左右。但是，他辦的企業基本上沒多大發展，1997年別人和他規模差不多的企業，到了2001年年利潤達到了500萬，而他的企業還在百萬左右徘徊。
2002年的一場大賭讓許亦明徹底失去了理智。“當時我在杭州認識了幾個老板，他們說海寧有個賓館玩牌很爽快，而且很安全。”在這些朋友的介紹下，2002年4月的一天，他在那兒輸掉了300萬。接下去就一發不可收，一共輸掉了1100多萬。”
從1998年企業發展停滯開始，許亦明就知道繼續賭博肯定不行，“我至少發誓了幾十次，準備戒賭。家里人、生意上的伙伴也勸我罷手。但是，一空下來，腦子里就都是牌。有時候和人談生意時，腦子也在想著一副好牌。”
2002年輸掉300萬后，許亦明心態徹底失衡了，一心想著把300萬贏回來。但是，接下去的兩年多里，他不但輸掉了所有的現金和存款，還把企業也賣掉了。
“我自己的感覺，賭博和吸毒沒什么兩樣，都有心癮。”
許亦明說，“賭徒哪怕是被公安抓進去，都治不了他們的賭癮。所以我很希望，國家能舉辦像戒毒所那樣的戒賭所，讓心理醫生給賭徒心理輔導，讓我們回到正道。”
賭博緣于精神生活單調
賭博會導致家庭破裂、事業破產甚至發生惡性案件。富豪賭博和常人不同的是，富豪一般都擁有數以百萬、千萬甚至億計的家產，所以富豪賭博的危害也超過普通人。
根據浙江媒體報道，余姚的一個鄉鎮，因為賭風嚴重，2004年，至少有6名企業家為了躲避債主而選擇離家出走，屬下的企業也被迫轉賣給別人，不少工人失業，還拿不到工資。
因為標會體系崩潰，而引起局部社會動蕩，導致了200多起民事官司的溪口標會案，導火線也是賭博。
“如果沒有賭場，標會不至于這么快倒掉”。根據溪口當地人介紹，所有的“賭頭”，后面都跟著一些會頭。“會頭”給“賭頭”提供資金，希望他贏錢，以便支付許諾給“會腳”們的高額利息。還有一些“會頭”或“會腳”本身就是賭徒，或者在賭場中放高利貸。
瘋狂的賭徒輸光了錢，無法償還“會頭”的高利貸，于是，“在大規模的‘會套會’下，支付鏈和信任鏈斷裂，就發生‘倒會’風波。”
溫州永嘉的馬老板是一家小型鞋革企業的老板，主要是為溫州當地大品牌的企業做加工。他說，富豪好賭主要是因為喜歡冒險。
“這兩年溫州老板之間流行一種叫‘溫州雙扣’的賭博游戲。雙扣其實是源自杭州小市民中的紙牌游戲，他們的規則，哪怕是用來賭博，也很溫和。比如500元為底局的游戲，3小時的牌局，輸贏一般會在2萬以內，對許多老板來說是小游戲。但是，到了溫州老板的牌桌上后，賭博規則一經修改，這種賭博方法就變得很暴烈，同樣是500元為底局的游戲，一把牌最高可能就有10萬元的輸贏，玩半天常常是幾十萬上下。所以說，我自己感覺是，無論是溫州的老板，還是其他地方的老板，包括我自己，賭博純粹是為了冒險，為了刺激。”
在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任教的李華芳也認為，企業家確實喜歡冒險行為，賭博就是一種冒險。他同時指出，中國富豪好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富豪賭博集中在中老年企業家，這些企業家往往資金比較充裕，投資渠道較少，有些人把賭博當成了投資項目的一種。
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李華芳認為，中國目前的民營企業家群體，文化素質比較低，精神享受比較少，于是賭博成了他們一項非常重要的娛樂活動和精神享受。
蕭山因賭博而破產的許亦明也談到，老板們賭博主要是因為無聊。每到年關、節慶，圈子里的人肯定會聚會，沒什么其他愛好，那就只能玩玩牌或麻將。
“其實，我們這批改革開放后成長起來的第一批企業家，無論是農村的還是城市的，和普通的農民與小市民區別并不大，特別是中小企業的老板。”
“中國人很多都喜歡賭博，富豪因為錢多，有錢賭，容易賭得大。”
溫州大學經濟學教授馬津龍說。他認為，賭博對富豪的直接影響，就是令他們的企業衰敗。企業家在這方面是否自律十分重要。《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朱國棟/杭州、寧波、溫州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