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毛水怪》手稿
八年前，在王小波辭世之際，學者崔衛平寫下如下的文字陳述她的挽悼之情：“我還不能談論他寫下的數百萬字的小說。那是他致力最多、嘔心瀝血的領域。我得承認我還沒有發展出恰當地看待他的小說的眼光，還沒有理清他小說的淵源。但那肯定是一種神奇的充滿機遇和有
趣的新大陸。我深深地愧疚，對這么一個自己從中受益匪淺的人，我卻沒有以任何一種方式表達過自己的敬意。我們在向某個人致敬時是這樣的匱乏和忸怩不安。我們同代人之間的關心、問候和支援太少了。向同胞伸出友好的手并不是我們的習慣。我想他雖然寫下那么多快樂的句子，但可能至死也沒有完全擺脫他筆下提到的插隊時的‘郁郁寡歡’。他可能仍然是寂寞的。我們因此而不能原諒自己。”
那么，八年之后，崔衛平是否已經發展出一種理解王小波的眼光？她的回答是———
“我們不妨先做一個比較：在王小波和另一位也是影響巨大的、早逝的詩人海子的之間。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把海子看作‘鄉愁詩人’。在他的詩歌中，大量地表達了對于故鄉、土地的依戀。包括他對于女性的態度，是對待姐妹們的態度。這里存在一種鄉土氣息，但是海子絕不是鄉土詩人。他不是簡單地歌頌鄉土，相反，他深知家園破碎、土地的徒勞，深知現代性的流浪、某種斷裂已經開始，他為此而感到無比感傷，同時也表達了一種重返家園的向往。”
“如果說海子參與了時代的痛苦，那么可以說，王小波參與了時代的真理。他以自己身體力行的方式，顯示并帶動著時代精神的步伐，積極塑造著這個民族‘文化現代性’的品格。其中包括人是‘自我引導’的，我們在今天所信奉的價值，是自我營造、自我修改的，對于現代人來說，并不存在那種不可質疑的天生的支配力量；凡事都要叩問一番，要去想一想，要推敲一下，不能照單全收。沒有什么理所當然、不言而喻的事情，王小波甚至把這提到了道德的高度，認為不思考的愚蠢簡直是一種邪惡，不讓人思考更是罪上加罪。說到底，王小波提倡向往的是個人對自己負責，而不要把自己的責任推到任何別人頭上去。即使失敗了，也‘敗而不潰’，‘雖敗猶榮’。
“王小波的貢獻之一，就在于他身體力行，用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小說創作，給這個民族的文化現代性提供了全部感性的經驗和展現。在某種意義上，王小波是個“佯謬的先知”，他把他自己經驗到的與眾不同的東西以一種“佯謬”的方式表現出來——不是以真理的方式，而是謬誤的方式；不是短小深刻的，而是饒舌和繁復的；不是從一個事物到另一個事物的最短距離，而是它們之間最長的距離；不是簡潔的，而是雜蕪的；不是集中的，而是丟三拉四的；不是克制的，而是放肆的；不是按直線、沿著鐵軌走來的，而是跳著桑巴舞、做出若干多余的動作，甚至一路后退，不知怎么就一路飛奔到你眼前！他一路不著邊際，好像就是為了證明他能夠從天而降！”
生前的障礙
“我們對王小波的失去感覺悲傷和遺憾，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王小波生前的被冷落。”
1997年，《光明日報》出版社編輯徐曉聽說王小波有書稿出版不了，有朋友找來說看看能不能幫助王小波編輯出版那些書稿。其時，徐曉只讀到過王小波的一本書，就是華夏出版社出版的《黃金時代》。《黃金時代》在知青朋友中間傳得特別廣，都說這部小說寫得特別棒。“朋友還說王小波有四本書在手里，出不來，我就把他四本書的軟盤拿過來，結果沒有多久王小波就告訴我，說花城出版社那邊同意了，但是你為這些書稿費了不少心思，我還是要請你吃頓飯。結果，這頓飯還沒吃成，一個星期后我就聽到了王小波病逝的消息。”
“文學有多樣可能性，但是我覺得王小波作為一個文學家，他參與生活是非常直接的。雖然他寫的是小說。我覺得王小波的那些反映‘文革’的小說，不管從思想還是從藝術上，我覺得都是最好的。‘文革’在中國那么大的一個事件，作為文學作品，我覺得在中國非常不夠。不能說先鋒了就和社會無關了。還有就是很時尚，很追潮流，從1980年代以來作家朝著這兩個方向在分化，真正擔負歷史使命的作家已經越來越少。”
《北京日報》的編輯李靜在王小波生前一直在努力，試圖發表他的小說。
“我是在1995年的時候認識王小波的，所以說對于我認識王小波是最快樂的一件事情，也正因為如此，他的去世對我更讓人痛苦的事情。我在《中華讀書報》社實習的時候看到過他的隨筆，當時很驚訝就很想認識他。后來因為采訪李銀河就認識了王小波。等我到了《北京文學》工作的時候，我就把王小波作為我的一個聯系作者。我希望他能給我寫一些小說。那時候他的《紅拂夜奔》等小說都已經寫好，只不過是在各個雜志之間輾轉而發不出來。我記得是1996年8月，從他那里拿到了《紅拂夜奔》的打印稿，回家讀罷，如遭電擊，心想這等杰作若不發表出來，簡直是作孽！興沖沖提交給領導，他看罷認為作品還好，就是太長，從文學期刊的‘潛規則’看來，也太尖銳，需要刪節。我只好請他忍痛把它刪成一部3萬多字的中篇。他居然從命了，我相信如有一點在別的刊物全文發表的可能，他都不會同意這樣做的，這是他為了能‘與人交流’不得不付出的代價。等我再提交刪節本的時候，領導剛因為前一期發表了一篇含有‘黃色笑話’的小說(該笑話似乎涉及到牙簽和避孕套)，而受到上級主管部門的訓斥，并被告知以后不許再發‘格調低下’的涉性作品。《紅拂夜奔》豈止是‘涉性’，簡直是無性不足以成《紅拂夜奔》，就這樣，連斷簡殘編的《紅拂夜奔》未能在這里發表。我感到沮喪，更感到難過——我讓這位敏感的作家浪費了那么多時間，去肢解他自己的心血之作，最后卻又白白肢解了，這件事我至今耿耿于懷。”
“承蒙王小波的善良，他還是耐心地給我寫過兩次約稿。一篇是《〈私人生活〉與女性文學》，一篇是短篇小說《夜里兩點鐘》，后者是為該刊的‘短篇小說大獎賽’寫的。老實說，對后者我不夠滿意，有種滯絆的感覺，和他天馬行空的一貫風格很不相同。他自己也是不滿意的，他一邊用針式打印機打印著一邊對我說：‘這種有損尊嚴的東西，我以后再也不寫了。寫多了就成沒滋沒味的人了。’他待人寬厚，前半句話他咽下沒說，但我知道他的意思。‘本來你是個挺有滋有味的人，可是卻讓朋友覺得你這人沒滋沒味的，那干嘛呀。’”
諷刺的是，這篇王小波寫作生涯里不夠成功的短篇小說，發表時卻沒遇到一點障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