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億勞動者之病痛
目前我國有毒有害企業超過1600萬家。有的地方出現了“塵肺村”、“中毒村”
麗麗是2005年3月25日被母親送到瑞金醫院的，這時她剛剛過完14歲生日。正在值班的皮膚科醫生施若非見到她的時候，麗麗全身已經布滿了暗紅色的斑點，用手撐開她重重的眼瞼，
看到的
是泛黃的白眼球。口腔里，嘴角、眼角，也有零散的潰爛。
麗麗媽媽說，“我弟媳和我姐姐架著她來到瑞金醫院的時候，她渾身都是疙瘩，臉上也是，還開始掉皮，把人家都嚇壞了。”
化驗報告出來了:血壓偏低，心率偏高，谷丙轉氨酶嚴重超標，達到正常水平的幾十倍，小便中的紅細胞就4個“＋”號……這些都是典型的中毒感染跡象，并且麗麗的肝腎功能已經受到了嚴重的損害。但是麗麗的細菌檢測和病毒指標都是正常的。
值班醫生馬上做初步的治療，“吊了好多鹽水，用了好多冰塊，但還是不行。”
到了第三天，麗麗的病情未見好轉，而和她一起工作的小燕子也病倒了。于是大人們也把她送到了瑞金醫院。上海瑞金醫院皮膚科醫生施若非一看，她和麗麗兩個人的眼睛一樣黃，問，她們兩個怎么黃得一模一樣。“當時我說，‘她們兩個是一起工作的’，她們是一天進廠的，都是我介紹進去的。”麗麗母親回憶說。
進廠才20多天，就得了職業病
晚上7點的時候，上海職業病院中毒科主任孫道遠來到了瑞金醫院。
孫醫生看到麗麗和燕子的情況，就問，用沒用過“三氯乙烯”。麗麗媽媽說，她們廠里用“三氯乙烯”清洗汽車配件。
三氯乙烯是目前常用的有機溶劑之一，廣泛用于電子、五金、電鍍、印刷等行業，主要用途是金屬表面的去污、脫脂、清潔。它可能對接觸者造成肝臟、腎臟損害，也有可能造成中樞和末梢神經系統、心臟、皮膚等損害，死亡率一般為5%-10%，嚴重的皮膚、肝腎損害合并癥死亡率在50%以上。
施醫生說，以前在上海出現過一次三氯乙烯中毒的報道，但是并不多見。這種中毒在廣東出現得比較多，已經有死亡的報道。
孫道遠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我們首先排除了藥疹和傳染性肝炎的可能，問了她們兩個的職業史后，確定她們是間接接觸三氯乙烯引起了變態反應。”
變態反應是一種過敏反應，反應的大小和個人的體質有關，和接觸的劑量沒有明確關系。孫醫生說，這個沖壓車間里有人清洗零件，有人沖壓，但是三氯乙烯揮發特別快，整個車間里都彌漫著三氯乙烯氣體，如果車間的吸排風系統健全，阻斷三氯乙烯和其他人接觸的話，中毒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麗麗媽媽說，她們進廠一共才20多天，而且她們兩個不是清洗工，只是在清洗工清洗好的零件上打洞，不過她們都沒戴手套。
年齡比較大的清洗工都沒有發病，反而是清洗后一道工序上的麗麗和燕子發病了。施醫生說，并不是每個接觸三氯乙烯的人都發病，這和接觸者的體質有關。而且，三氯乙烯發病的年齡，在17、18歲的特別多。
中國受職業病危害的人數超過2億
麗麗只是中國為數眾多的職業病受害者的普通一例。
2005年4月18日，在北京召開的“第10屆職業性呼吸系統疾病國際會議”上，衛生部的相關負責人指出:我國的職業病形勢十分嚴峻，目前我國有毒有害企業超過1600萬家，受到職業病危害的人數超過2億。
在此之前的3月16日，衛生部副部長蔣作君在“全國職業病防治電視電話會”上說，自上世紀50年代我國建立職業病報告制度以來，已累計報告塵肺病人58萬多例，其中死亡14萬多例，現有塵肺病人44萬多例，每年新增塵肺病例約1萬例。全國每年報告的職業中毒和生產性農藥中毒病人近3萬例，報告中毒死亡數約1500例。有的地方職業病危害已發展到相當嚴重的程度，出現“塵肺村”、“中毒村”。職業病危害已經成為一個重大的公共衛生問題和社會問題。
蔣作君強調，出現這些問題的首要原因，就是一些用人單位無視《職業病防治法》的規定，沒有切實履行法定的職業病防治責任，沒有采取有效的職業衛生防護措施，勞動者沒有得到應有的職業衛生服務，勞動用工制度不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沒有全面落實，勞動者的健康權益得不到保障。
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周志俊教授說，勞動保護本身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不僅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關系,也涉及地方政府和企業的關系。這一問題解決的好壞,將影響就業和社會的穩定。
他認為，近年來，一些地區出現頻繁的礦難事故，是勞動保護法律和管理規定實施不力的典型例子，究其原因并不僅僅是政府管理能力的問題，更涉及企業和地方政府的關系和利益博弈問題，涉及法律執行中的相關監督等問題。
許多悲劇本來都可以避免
中國《職業衛生防治法》于2002年5月1日開始實施。上海衛生防疫站的老站長王耀祖認為這是中國最完備的一部法律。如果它能夠得到全面貫徹的話，許多中毒事件、許多塵肺、許多放射性損傷都是可以避免的。
“鄉鎮企業的無序發展，三資企業的大量涌現，同時帶來了大量的職業病問題。他們辦廠，什么都不管，而政府重視的是創造投資環境，忽視了勞動者的健康。引進的許多東西都是沒有防護措施的。以前有毒化學藥品上還畫一個骷髏頭作為警示說明，但是他們什么都不寫，直到出了問題防疫站才去查。”王耀祖說，“職業病從健康上害了好幾代人。”
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勞動衛生與環境衛生學系何麗華教授對《瞭望東方周刊》說，目前每天都有很多新的化工原料投入使用，企業從雇人開始就應該要求體檢，檢查是否有禁忌癥，如果是過敏性體質就不能接觸有毒化學品，如果是耳朵有問題就不能接觸噪聲，而這在很多中小企業中從管理上根本做不到，更嚴重的是，他們對工人也沒有任何防護。
“農民工的問題更加嚴重，他們流動性大，經常去修路、開礦，很容易產生速發性矽肺，他們跟用工單位又沒有勞務合同，有時得了病就不干了，想找他們也找不到。”何麗華教授說。
“很多民營企業都是作坊式的手工作業，即便我們舉報了，等到衛監去查的時候已經沒了。農民工生病尤其得不到保障，一般不給他們體檢，如果不得不體檢，體檢出了問題就馬上把他們辭退了。好多病人來我們這治了一下，稍微好點就由于私下交易出院了，也不知道徹底好了沒有。”李主任說。
衛生監管部門有苦衷
根據2005年1月17日國務院發布的《關于職業衛生監督管理職責分工意見的通知》，職能調整后，衛生部門的職責有了調整，作業場所的職業衛生監督審核，事故調查和處罰，對經營單位進行安全培訓這部分工作移交給安全監管部門。
中國《職業衛生法》出臺后，一直處于動蕩的邊緣。職業衛生監督工作是歸口于衛生局還是歸口于安全生產監督總局還不清楚，所以執法有很大的難度。不是下面的人不想干事，而是政府的職能劃分不清，“現在衛生局要把這塊交出去，但安全生產總局還沒準備好接收。”上海衛生監督所職業衛生科朱俊醫生說，現在監督工作暫時還沒分過去，所以工作還是要繼續。
職業衛生監督工作，就是針對工業企業、農業企業的職業衛生監督問題，調查勞動者和勞動條件之間的關系，保證勞動者在職業過程中的健康。
“現在職業衛生監督人手很少，很難做到每家每戶都查到，一個區一般只有一兩個人，多的話四五個人，每個區的企業太多了，不光是鉛和正乙烷，還有很多很多。只能揀重點的監管，對他們進行分類管理，接觸有毒化學品的要經常檢查，接觸噪聲的可能一兩年去一次。”
上海衛生局衛生監督所職業衛生科唐杰說，上海10萬家廠，400多萬產業工人，接觸有毒有害物質的200多萬，而真正從事職業衛生監督的只有60多個人，5年都未必查到一次。
唐杰說，“有的廠子我們找都找不到，主要依靠鄉鎮衛生院的防保科下去摸底，把廠家的名單報上來，我們是采取市、區、鄉鎮的三級防控體系。”
中國采取的是企業申報制度，依靠存在危害因素的企業的主動向職業衛生監督部門申報，申報制度畢竟不是許可制度，許多企業存心不申報，也有企業不知道要申報，所以很多企業是監管不到的。
“許多中小企業有生意就做做，沒生意就關掉。有事情的時候叫農民來做，沒事情的時候，農民回家種地，監管他們就很困難，什么時候開工也不通知你。大企業其實自律比較好，中小企業能逃就逃。”唐杰說。
從行政管理到法制管理
中國涉及職業安全的相關部門是衛生部和安全生產監督總局，上海是安全生產辦公室和衛生局，真正的辦事機構是衛生局衛生監督所職業衛生科。
中國的職業衛生是根據工業形勢的發展而發展的，大學畢業就到衛生防疫站工作的王耀祖，已經在職業衛生領域工作45年了。
他回憶說，在上世紀50年初的恢復時期，大多數是解放前留下的企業，基本沒有任何防護措施，所以需要重點解決對工人的危害問題。到上世紀60年代，上海在4個地方建立工業區:閔行重工業、吳涇化工業、閘北機械工業、高橋石化業，政府從行政上管理職業衛生工作，建立職工的健康檢查制度。
“其實上海職業衛生系統的技術力量非常強,《職業衛生防治法》編委里面六分之一是來自上海的。”王耀祖幾乎參加了中國每一次職業衛生相關法規的制訂工作。
“全國跟中央，中央看上海”，曾是許多專家對職業衛生工作改革的總結。但是上海在把衛生防疫站改制成職業病院，而后又并入綜合醫院后，職業病研究沒有效益，得不到重視，防、治、研脫節，職業病防治機構萎縮。目前，上海職業衛生的研究水平已經在全國落后。中國從1979年開始起草，1989年公布了《中國塵肺病管理條例》，從行政管理開始過渡到法制管理，2002年頒布的《職業衛生防治法》，被許多業內人士認為是一步比較完備的法律。
王耀祖說，“令人痛心的是，職業衛生監督的力量和業務水平現在都有嚴重的倒退。衛生部門重治療輕預防，2002年公布法之后，宣傳、貫徹的力度都不大。職業衛生監督力量也一再被削弱。很多專業的職業病防治醫院都被撤掉了。”
“現在中國獨立的職業病防治院只剩下12家。”已經并入上海肺科醫院的上海職業病院中毒科主任孫道遠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本來中國從80年代開始每年都要公布職業病發病情況，現在也不公布了。僅僅從公布的數字上看，全國塵肺病有50萬，還有50萬可疑，這100萬說明中國是世界上塵肺最嚴重的國家。”王耀祖說。
職業衛生的工作主體是企業
“我們的業務，主要是為外資企業服務，他們對中國法規的中國特色并不了解，這些境外機構多半不能適應中國的國情。”上海歐薩環境資源管理咨詢公司主管王小兵說，他的公司最近剛剛獲得了職業衛生服務機構資質，可以對生產型企業進行環境健康服務。在他的客戶名單上，包括了“安捷倫”、“英特爾”、“瓦錫蘭”、“強生”等企業的名字。
“在中國出現一種職業病，4萬罰款就到頂了，2萬罰款，2萬給員工，再加上5000塊的鑒定費，如果在國外的話，這家廠子肯定是要倒閉的。”王小兵說，中國的企業多數是國有企業，職業病的發病率遠遠高于政府公布的數字。
“現在我們的客戶以外企為主，因為他們知道靠主動提高生產環境的質量來降低經營的風險。政府的立場是只要不出事，什么都好說，企業的立場是只要政府不找我麻煩，我就不用做。只有到了政府對違規企業的處罰力度超過他們改善生產環境的成本時，我們的春天才會來。”王小兵說。
在美國，勞工部對職業衛生負總責，它可以直接接受職工的投訴，直接授權相關機構對生產環境進行檢測，直接開出巨額罰單，甚至對相關的責任人進行起訴。所以在美國不重視職業衛生的話，企業倒閉的可能性很大。
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周志俊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計劃經濟時代，通常認為職業衛生是政府的事，現在職業衛生法規定，職業衛生的工作主體是企業，開辦一家工廠必須提供相應的職業衛生條件。但是企業沒有或沒能力完全做好這件事，他們的知識面、經濟、技術達不到這個要求。國家應該幫助企業了解法規，職業衛生服務提供單位作為第三方服務于企業和勞動者。
蛋糕很誘人，但是很難吃到口
王小兵們開始角逐的職業衛生技術服務市場，還遠不到成熟的地步。
上海化工局職業病防治院朱彩菊醫生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現在技術服務市場一片混亂，惡意競爭，評介質量不過關。“就那么幾家大公司，大家都去搶，其實這些公司一直是比較正規的，出問題的可能性很小，真正會出問題的地方，大家反而很少去查。”職業衛生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工作，現在職業衛生監督人員斷層很厲害，30到40歲是一個斷層，45到60歲一個斷層，只有40-45歲的人稍微多一些，還都做了領導。朱彩菊說，老執法監督員都有嚴格的要求，每年都要全市統考。然而，現在本科以上，有三年以上從業經驗的數來數去就那么十幾個人。
“現在很多專家都是領導型專家，重管理輕業務，真正制訂規范的時候漏洞百出。剛剛出臺的關于職業衛生監督的幾個條例可操作性都不強，現在都要修訂。”朱彩菊說，“我國的職業病發病情況，在一定程度上是個機密，這也是為維護國家形象考慮。”
朱俊醫生說，有時罰也不是辦法，重要的還是對企業進行教育和指導。
“這么多的企業，你能查到多少家，天天查也查不過來。只能靠他們自己自覺，國外執法沒我們那么累，他們守法的話我們就輕松多了，處罰他們也不是辦法，證明他們違法對我們來說成本也是很大的。”唐杰科長說。
《瞭望東方周刊》采訪的一些專家認為,以前的服務機構是政府,沒有形成市場,誰做都沒關系,蛋糕就這么大,現在以他們的能力在保護下面能夠吃到80%,但是市場一旦放開以后,可能就只能吃到20%。
政府把進入市場的條件限制得很死,使得很多人想做但是沒有條件進入這個市場。專家認為,政府應該培植、引導和規范市場,讓職業衛生服務企業逐步完善自己的能力,職業衛生的主體是企業,讓企業拿錢去買這個服務,服務企業也有個發展壯大的過程,而不是設立很高的門檻。(《瞭望東方周刊》/記者于達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