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用藥安全受到了人們的極大關注。記者注意到，在談到我國藥品安全問題的嚴重性時，一個數字經常會被政府官員、專家學者、各類媒體引用，那就是我國每年有20萬人死于藥品不良反應。對于這樣一個觸目驚心的數字，記者調查后卻發現，它并不是我國的哪個權威部門公布的；權威部門對這個數字一直未置可否；它僅是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或美國的某些數據推算出來的；我國每年因藥品不良反應死多少人，目前還沒有一個來自權威部門的數字。
20萬是推算出來的
關于我國每年死于藥品不良反應的人數，記者收集到了19萬、20萬以及30萬至50萬等幾種不同的說法，其中以20萬最常為人們引用。記者在GOOGLE中搜索這幾種說法，共得到了近兩萬個查詢結果。可見，我國每年有20萬左右以至更多的人死于藥品不良反應的說法，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同。
人們在引用這個數字時，對于這個數字的出處，分別采取了幾種不同的表述方法：
一是含糊其出處，如說“據統計”、“據資料顯示”等；
二是在數據前冠上出自“衛生部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的字樣；
三是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或美國的一些數據作出推算。這有兩種推算方法。一說：“世界衛生組織曾統計過，各國住院病人發生藥品不良反應的比率在10％至20％，其中5％的患者因為嚴重的藥品不良反應而死亡。我國每年有5000萬人住院，按照這個比例，其中大約有250萬是由于藥品不良反應住院的，19萬人因之而死亡。”一說：“美國研究發現，美國每年約有220萬患者曾發生過藥品不良反應，其中約有10.4萬人因藥品不良反應死亡。美國人口2.8億，每年藥品不良反應致死人數占社會人口的1/2000。據此推算，我國每年藥品不良反應致死人數可達50萬人。”
由此可見，“20萬”的說法，引用者主要提供了兩個來源，一是國家權威部門，二是國外的相關數據。
先看前一個來源。據記者了解，衛生部并沒有一個“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的機構，這個機構設在國家藥監局，引用者可能將兩個國家管理部門弄混了。那么，國家藥監局藥品不良反應中心發布過這個數據嗎？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副主任曹立亞含蓄地向記者表示，自己聽說過這幾個數據，但是，目前國家藥監局或衛生部，沒有一個部門、沒有一個機構、沒有一套程序來統計每年因藥品不良反應的死亡人數。也就是說，我國官方從來未做過每年藥品不良反應致死人數的統計，也不曾核實傳言中各類數據的真實性、可靠性。記者查閱了國家藥監局發布的各類官方信息，發現他們并沒有披露過這方面的數據。
既然排除了國家權威部門，那么，“20萬”的說法只能是根據國外的相關數據推算出來的。
推算的數字科學準確嗎
用國外數據推算出我國每年死于藥品不良反應的人數，這種方法的準確性、科學性怎樣？專家學者們表達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北京中日友好醫院藥學部副主任常明告訴記者，19萬是根據美國數據作出的中國推算。但不同國家人群種族不一樣，對藥品的反應肯定不一樣；美國患者對藥品的認識程度，肯定高于中國患者；美國醫生或者藥師對健康的促進度，肯定高于中國的醫藥工作者；美國醫生從業資格經過了嚴格把關，他們的處方水平肯定高于中國醫生。三個“肯定高于”后，常明得出了結論——中國的死亡人數遠遠不止這個數字。記者采訪到的中國藥學會、中國醫藥企業競爭力研究課題組、北京地壇醫院的一些藥學專家還保守地估計，中國真實的數據可能在20萬至30萬。
不過，北京大學醫學部藥事管理與臨床藥學系副教授邵宏則認為，這些數據不具有科學性。他說，這些數據沒有一處出自官方數據，甚至所有數據的出處模糊，沒有權威機構、權威部門的認可。由于我國藥品不良反應報告機制自身的某些缺陷，即使按照正當程序收集上來的藥品不良反應報告，也不一定能反映真實的情況。他還說，按照美國統計所做的推測數據也不準確。因為，美國對藥品不良反應的統計系統并未得到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認可。更為關鍵的是，美國與我國的藥品不良反應概念存在著差異。我國的藥品不良反應是指“合格藥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現的與用藥目的無關的或意外的有害反應”，而美國的藥品不良反應則是指“患者服用藥品后出現的不適現象”，其外延比我國的寬泛多了。
記者查到的資料也證明，美國的藥品不良反應的概念的確比中國的要寬泛得多。記者從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的網站上獲悉，美國每年有多少人死于藥品不良反應也有兩組不同的數據。
一組數據出自美國一醫學研究機構（THE INSTITUTE OF
MEDICINE）2000年1月的報告。據他們估計，每年約有7000人死于藥品不良反應。另一組數據來自美國總審計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簡稱GAO），每年約有221.6萬患者身上曾發生過藥品不良反應，其中約有10.6萬人因藥品不良反應死亡。不過，FDA藥品發展與研究中心主任JANET
WOODCOCK在2000年2月1日的報告中指出，目前GAO的報告被普遍認可。但他指出，藥品的不良反應與以下四種因素有關，重視這四類因素就可避免藥品不良反應。一是藥品質量，二是醫生的處方過失、醫生的筆跡模糊等用藥錯誤，三是醫學上的誤診、不正確的治療方式，沒有避免藥品之間的交叉反應，四是患者和消費者的錯誤，他們沒有讀懂說明書，不按照說明書規定的劑量來服用藥品，或者將自己服用的藥品給朋友服用。這四類因素導致的結果，在我國都不能被稱作藥品不良反應。
北京中醫藥學會副會長、主任藥師楊光也贊成邵宏的觀點。他說，19萬、20萬甚至幾十萬的數據，沒有經過詳細的流行病學調查、評估、測算，根本不能反映我國目前的藥品不良反應現狀，其真實性值得懷疑。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明確表示，“20萬”的數字絕對不可能。他說，“20萬”意味著什么？它意味著我國每年都會有20萬人這樣死去——他們吃了完全合格的藥，醫生沒有開錯藥，他們也沒有吃錯藥，但他們卻死了。對于他們的死，醫生事前根本沒想到，死后可能馬上也不知道原因何在；對于他們的死，醫生沒有責任，藥廠也沒有責任，怨就怨他們自己倒霉攤上了這檔子事。就這樣，年復一年，每年都會出現20萬個死得不明不白的倒霉鬼。“20”萬還意味著什么？它意味著我國的制藥企業每年都將不負任何責任、沒有任何過錯地“藥”死20萬人。他說，一種藥品，從研制到批準上市，已經進行了一系列的藥理、毒理、動物、臨床等實驗，其安全性已得到了充分的保證；我國生產的又絕大部分是仿制藥，其安全性更是得到了不同國家、不同種族人群的長期檢驗。盡管某些藥品的安全性可能還需要使用許多年才能得到驗證，但無論如何，每年也不可能有如此可怕的不良反應致死事件的發生。他還舉例說，一個“蘇丹紅”，僅僅因為它有致癌的可能，就引發了全球范圍的恐慌；非甾體類抗炎藥，研究表明它有潛在增加心血管危險的可能，就導致了世界止痛藥市場的震蕩。如果我國每年有20萬人是因藥品不良反應而死亡的，這將會是一個多么嚴重的社會問題，又將引發多大的社會動蕩？
每年致死多少人
我國每年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藥品不良反應，權威部門發布的點滴信息多少也有透露。
雖然我國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實行藥品不良反應的監測制度，但直到2001年，我國才開始啟動建立相關的信息通報制度。2002年，收集到1.7萬份不良反應報告；2003年，有3萬余份報告；2004年，達到了7.0074萬份報告。目前，國家藥監局一共下發了八期藥品不良反應通報。其中，從2003年的第四期通報起，才向全社會公開。記者了解到，在八期通報中，一共涉及26個化學品種、8個中藥品種和含馬兜鈴酸類中藥品種。在公開的四至八期通報中，國家藥監局確認一共有14例患者因藥品不良反應死亡，而第四和第八期通報的公布日期分別是2003年9月1日和2005年4月12日，時間跨度為一年零七個月。
4月19日，北京市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主任張黎明在北京市藥品不良反應監測工作大會上，對北京市2004年藥品不良反應監測結果進行了分析。據她介紹，北京市藥品不良反應收集報告數量，已經連續三年位居全國第一。2004年，北京市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共收集報告8275份，其中84.6%為輕度藥品不良反應，6.9%為中度不良反應，2.4%為重度不良反應。重度藥品不良反應包括死亡和不可逆的殘疾，即2004年全北京大約有199人因藥品出現重度不良反應。
20萬的說法為什么會流傳
3年前，邵宏就見到了19萬這一數據。他翻閱了不少資料，試圖尋找它的出處，可最后見到的出處是“衛生部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事實上，衛生部根本就沒有這一中心，該中心設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因此，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目前學術界治學不嚴謹的作風導致了以訛傳訛的現象。并說，有些專家、學者為了省事，直接從互聯網、相關論文中引用、摘抄數據，不去研究數據的出處“是否來自專業媒體、記者所寫、還是統計數據”，而就用在自己的文章中。迷信于他們聲望的業內人士也不去細究數據的真實性，復制出很多“某某說”的版本，而被媒體一炒作，數據也就這樣一傳十、十傳百了。
邵宏還向記者坦言，其實自己不太相信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無數據一說。據他了解，中國于1998年加入了一個叫UMC的世界藥品不良反應監測組織。按規定，中國每年都要向該組織匯報藥品不良反應的報告數量、死亡人數等相關的準確信息。“官方也許出于某些考慮，不方便透露這些數字。”他認為，目前我國公眾對藥品不良反應認識不足，缺少科學的判斷力，再加上媒體的炒作，公眾的反應就成了“一躲、二怕”。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擔心對外公布數據后，影響公眾的情緒。但藥品不良反應致死人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從敬畏生命、珍惜生命出發，正視現實并大力解決才是權威部門應盡的職責。
楊光認為，大家引用藥品不良反應的數據也不是一件壞事，這表明社會各界開始重視藥品不良反應了，但數據的真實性肯定是援引的前提。否則，某些廠家有可能借用一些不真實的數據誤導公眾，推銷自己的藥品。所以，政府理應站出來，對數據的真實性進行評價。
推算出來數據的流傳，暴露出我國公眾無從知曉藥品發生不良反應真實信息的現實。據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專家孫忠實介紹，美國法律強制規定了藥廠、醫院和醫生對藥品不良反應報告上報的責任，并有一系列的獎懲措施。如果企業逾期不報或者讓患者自己上報，企業將被追究法律責任，甚至得交數百萬乃至上億美金的罰款。在我國，藥廠和醫院由于害怕患者拿著上報結果找藥廠和醫院打官司，而不愿報告藥品不良反應事件；國家又沒有法規約束醫院和藥廠的這種行為，這就造成了我國藥品不良反應報告質量不高，漏報現象嚴重的局面。
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副主任曹立亞說，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藥品新的或嚴重的不良反應應該占藥品不良反應報告的30%左右，這樣的報告才具有參考價值，而我國的這一數值為2%至3%。因此，她希望，政府能同科研機構合作，開展此方面的研究，建立自己的數據庫。（記者
曾亮亮）
責任編輯：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