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8日～24日，亞非29個國家的代表在印尼萬隆舉行了第一次亞非國家自己的國際會議。不久前，筆者有機會采訪了幾位會議親歷者。現從這些訪談以及披露的相關資料中擷取幾個片斷，從不同角度重溫50年前那段歷史。
特殊身份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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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代表團前往萬隆的新華社記者張彥回憶，當時美國沒有資格參加會議，但卻派出了一個龐大的“代表團”：一個由近70人組成的“記者團”。其中有許多人昨天還是國會議員、國務院官員，這兩天卻搖身一變成了記者。
張彥的《亞非會議日記》有這樣一個細節：在會議召開的前一天，作為觀察員來參加會議的突尼斯、摩洛哥、阿爾及利亞三國代表舉行記者招待會，會上發表了一個聲明，呼吁會議決定采取適當的措施以結束北非的殖民主義。這時前來采訪的西方大國的“記者”們居然對聲明提出抗議，稱這個聲明“太過火”。這些記者中最有名的要數從美國紐約州來的國會議員鮑威爾。當摩洛哥代表說到，摩洛哥人民決不承認法國把在摩洛哥的軍事基地轉讓給美國的協定時，鮑威爾立即“面容失色”。記者招待會不久，這位最近才取得記者身份且并不諱言自己是美國政府觀察員的議員先生干脆自己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
朱霖為周總理當替身
中國決定派團與會后，國內和駐印尼使館開始對代表團的行程和安全問題進行部署。就代表團的用車問題，周恩來親自囑咐給駐印尼大使黃鎮發電，告知不從國內運車到印尼，指示其就地買一輛，只要不是美國車就行，并讓黃鎮在會前先使用一段時間，避免人未到目標先到。
“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事件發生后，中國代表團特別是周恩來總理的安全問題被高度關注。據時任使館武官茅琛回憶：使館進行了仔細研究，派人對從雅加達的馬腰蘭機場到使館的道路進行幾番偵察。代表團專機到達后，使館專門安排一位副武官在機場看守飛機，寸步不離。
黃鎮大使夫人朱霖在采訪中講述了為周總理當替身的經歷。4月16日，使館派出三輛一模一樣的轎車到機場迎接周總理。隆重的歡迎儀式后，按原計劃周總理坐第一輛車，黃鎮和夫人坐第三輛。就在上車前，黃鎮向夫人使了一個眼色，示意讓她坐第一輛車。朱霖先是一愣，隨即明白過來，迅速和一名翻譯坐進第一輛車，周總理則坐進第二輛。機場外大街兩旁全是歡迎人群，車隊走到哪里，哪里就爆發出歡呼聲。朱霖想，如果是總理一定會有所表示，于是她將手伸出窗簾，向人群揮手致意。“我想他們把我的手當成總理的手了。”朱霖說。
華僑記者的特殊任務
由于飛機事件沒有阻擋住中國代表團，據《印度尼西亞新聞》報道，蔣介石在印度尼西亞的恐怖組織“鐵血團”和印尼的武裝匪徒互相勾結，準備在亞非會議期間發動破壞和暗殺活動。
為確保代表團的安全，中國駐印尼使館發動華僑以記者身份擔負起保衛周恩來總理和代表團的任務。因為以記者身份便于出入會場，利于保衛工作。一部分友好的印尼記者也志愿擔當起中國代表團的保衛任務。
據會議親歷人朱毅說：“這些華僑記者，熱情之高，令人感動。他們公開表態：子彈來了，用身體擋；炸彈來了，用人墻堵。”
我們收集資料時發現一張照片，在周總理身邊有一個高大的身影，眼睛警惕地觀察著四周。經尋訪多人我們才得知，他是印尼第一家華人畫報《南洋畫報》創辦人楊永奎先生。在采訪中，楊先生的遺孀楊夫人回憶說，那些日子很緊張，楊永奎極少回家；有一次回家時對她說，不要擔心，他就是要用自己的身體為周總理擋子彈；叮囑她如果發生意外，一定要把孩子撫養成人。
楊永奎先生的《南洋畫報》報館曾是雅加達最早升起五星紅旗的地方之一。1949年12月27日，荷蘭對印尼350年的殖民統治宣告終結，僑居印尼的華僑同印尼人民一樣感到光榮和欣喜，楊先生帶著員工們懷著無限的喜悅和敬意，在報社旗桿上升起了印尼的紅白旗和新中國的五星紅旗。鮮艷的五星紅旗第一次飄揚在雅加達上空。但此事卻引來與地方警察的沖突，在楊先生和其他華僑的據理力爭下，警察才惺惺離去。第二天，更多的五星紅旗在印尼紅白旗的旗海中飄揚起來。
來自中國的聲音
會議開始的頭兩天是各國代表團團長發言。東道主印尼總統蘇加諾作了熱情洋溢的《讓新亞洲和新非洲誕生吧》的開幕辭，各國代表相繼發言，表達和平的愿望，呼吁加強亞非國家合作，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但不久代表的發言中卻出現了無端指責中國的聲音。
大會的第二天下午，會場內座無虛席，連過道上都站滿了人，有很多人甚至站在椅子上，人們等待著傾聽中國代表的聲音。
美國記者鮑大可這樣寫道：下午會議開始前半小時，自會議開始以來一直明凈如洗的天空突然陰云密布，片刻之間就來了一場傾盆大雨，雷聲隆鳴，電光閃閃，震耳眩目，驚心動魄。會議廳屋頂有一處漏雨，水流下來掉在中國代表團座位旁邊的桌子上，有人認為這是一個不祥的先兆，殊不知惡兆無靈，結果完全不是這么回事。
下午四點輪到周恩來發言。當時的會場鴉雀無聲。周恩來身著樸素的灰色中山裝，沉穩地走上講臺，發表了那段著名的講話。
朱霖回憶說：“這個時候忽然覺得凳子都在抖動，我怕出什么事，原來是那些記者拿到了總理的發言稿，又聽了他的講話，踢倒凳子不顧一切往外跑，搶先去發消息。”
周恩來的發言驅散了會場上隆起的烏云，將會議從對立和爭吵的邊緣拉回到原定的議程上來，為會議定下了和平協商的基調。這篇發言最驚人之處就在于它沒有閃電驚雷，周恩來用通情達理、心平氣和的態度回答了那些對共產黨所作的許多直接或間接的攻擊，同時也使全世界進一步認識了新中國，認識了他的謙遜、誠懇以及她對和平的真誠渴望。這篇補充發言是外交史上的經典之作，是高度靈活性和原則性相結合的光輝典范。
中美兩國間的一次較量
為對亞非國家施加影響，美國政府成立了以國家安全委員會執行秘書萊西為首的部際工作組，即“亞非會議工作小組”，負責制定美國對亞非會議的應對策略，對親美的亞非國家做工作，向其提供資料，通過他們來影響會議。麥克阿瑟在1955年1月18日的國務院會議上說，他們將“從我們這兒得到特別的、堅定的指導”。
杜勒斯在1954年12月31日致駐外使領館的電報中說，國務院意識到“中共可能會把會議當做宣傳場所，可能會制造出一種共產黨和非共產黨的亞洲和非洲國家團結的表象，以及亞洲和非洲的非共產黨國家與西方不在一個陣營的表象”。“周恩來具有掌控會議和利用其他人達到自己目的的可怕能力”。助理國務卿想起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上所表現出的高超的外交技巧，斷言這將是個“受到操縱的會議”，共產黨將提出一個或更多的提案，“而沒有一個亞洲國家的領導人敢反對，并且很可能使亞洲一些相對缺乏經驗的外交官們陷入圈套……”
美國寄希望于親美國家代表，希望他們在會議期間引起無休止的爭論，使會議無果而終。如其所愿，會議上曾一度出現“美國之音”，反共產主義以及新中國對鄰邦進行顛覆活動等言論一度使會議走向失敗的邊緣。但隨著會議的進程，這些國家代表后來都不同程度地改變了態度，一致通過了倡導和平合作的《亞非會議最后公報》，成為會議圓滿成功的標志。
黎巴嫩代表、駐美大使馬利克會后前往華盛頓，向杜勒斯通報會議情況時，談到親西方聯盟的瓦解。馬利克向杜勒斯坦陳：會議“最重要的結果是共產黨中國變得強大了，她贏得了很多朋友和善意，實際上，會議似乎就是為此目的而召開的。”“美國新聞界宣稱西方從會議所獲甚多也是錯誤的。結果或許沒有那么糟糕，但無論如何共產黨中國的崛起對西方來說是一個明顯的失敗。”
（張瓊）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