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黨政領導班子正在現場指揮部召開緊急會議，為一時不能為災民解決問題而焦慮。”
6月12日深夜1點多，記者就寧安市沙蘭鎮洪災情況致電牡丹江市委常委、副市長李耀新，他回復了這樣一條短信。
李耀新是2005年3月底中組部為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建設提供干部人才支持，轉任到東北的干部之一。
“實際上，最后確認到黑龍江省任職的26名干部中有二人因故沒能到位。”黑龍江省委組織部一位官員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此前，在2005年初，中央還向黑龍江一次性選派了6名副省級干部。黑龍江政壇一時引人注目。
2005年5月底，《瞭望東方周刊》對黑龍江部分轉任(掛職)干部進行了回訪。試圖記錄下他們轉任前后的心路歷程。
這些不同地區，不同工作崗位，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官員來到黑龍江這一方水土，是否會“水土不服”，能否迅速融入當地政壇。從一定程度上來說，事關中央為振興東北而實施的人才戰略的成敗。
“不是大換血，和田韓案無關”
黑龍江省委組織部干部調配處提供的信息顯示，一部分“外來官員”已經進入省委、省政府及各省級黨政機關綜合職能部門，出任省長助理、省委及省政府副秘書長、省委辦公廳副主任、人事廳廳長、交通廳副廳長等職務;另一部分則進入各地市(縣)，擔任黨政領導班子的副職。
在向黑龍江省下派干部的同時，中央還向遼寧省輸送了33名官員，向吉林省輸送了35名官員。此次轉任(掛職)黑龍江的干部雖然較吉林、遼寧二省少，但因黑龍江政壇腐敗案頻出，這24人的所作所為成為人們的關注焦點。
“黑龍江省14個地級市(包括一個行署)的黨政一把手幾乎都被換了。你別問哪些市換了書記、市長，要問哪個市還沒換。”黑龍江省委組織部一位官員說。
事實上，黑龍江政壇自2004年以來，已經基本完成了調整過程。黑龍江省委辦公廳提供的一份材料顯示，自2004年底，省委秘書長張秋陽等5名副省級干部被免職后，22名市委書記、市長及省直主要部門正副廳級干部也先后被免職或被責令引咎辭職;一些涉及田韓腐敗案的官員正在接受紀委或司法機關的調查，有些已經進入了司法審判程序。
5月初，黑龍江又有一位副省級領導干部因涉韓桂芝案被免職。外界曾盛傳，黑龍江進行了干部“大換血”。
談及人事大調整，黑龍江省委書記宋法棠日前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表示，“這是配合東北振興的，不是外面有些人所說的東北的干部要大換血了，這和田韓案件無關。
”
宋對下派干部也寄予厚望，“希望他們能夠融入，而非‘混’入當地的風土人情，省委保證他們有職有權，獨當一面，充分發揮聰明才智和領導才能。尤其是希望他們能夠為黑龍江政壇樹立新風，重樹黑龍江干部形象。”
從上海來的“新牡丹江人”
3月29日，在當地的黨代表大會上，李耀新以全票當選為牡丹江市副市長。此時，是李耀新從上海市嘉定區調任牡丹江市的一周之后。
今年44歲的李耀新是典型的學者型官員。1991年12月，李耀新從哈爾濱工業大學管理工程博士研究生畢業后分配到上海市政府財貿辦研究室工作，曾任上海市發展計劃委員會區縣經濟處處長、農村經濟處處長；2003年1月任上海市嘉定區副區長。
李耀新又是具有產業經濟和區域經濟布局實戰經驗的官員，在上海市發改委工作的十年，他見證了上海創造世界經濟奇跡的過程，并參與了上海市中長期發展規劃，在嘉定區，他分管綜合經濟工作，同時分管上海國際汽車城和上海F1國際賽車場的規劃建設工作。
這樣一位既有高學歷、又有著豐富的多崗位工作經驗，在企業、政府、研究機構都曾歷練過的官員在上海市也是鳳毛麟角。
李耀新從政之路的改變發生在2004年春節前后。上海市委常委、組織部長姜斯憲、副部長路鳳妹代表組織與李耀新談話，請他考慮到黑龍江省任職。
歷史上，上海干部到外地任職或掛職多是在江浙、廣東或山東等地;近十年來，上海幾乎沒有干部到黑龍江任職。這次中央給上海市委組織部只有一個名額。
消息迅速在上海政壇傳出，從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上海到邊陲黑龍江任職，而非掛職，李耀新無論就任與否似乎都有著一層悲壯色彩。
父母一聽這消息，血壓當時就高了。此外，孩子馬上就要上高中，自己和妻子已經多次長期分居，除了對家人的擔心外，李耀新尤其放不下的是他在上海打開的工作局面。
“在嘉定區任常務副區長時，我們在投融資上已經闖出了一條新路子，當時正在籌建軌道交通站點綜合開發與地鐵大平臺建設，各項工作進展都很順利。可以說，無論是事業平臺還是工作氛圍都非常好。”
但李耀新沒有其他的選擇，他最后給上海市委組織部的回答是：我的“底線”是服從組織安排。
3月16日，李耀新從上海到中組部報到，一周后李耀新和二十四名干部飛赴黑龍江省會哈爾濱。當天下午，李耀新在牡丹江市委組織部長毛維山的陪同下，在綏滿公路上奔馳了四個小時后到達牡丹江市。
三月的上海已繁花似錦,而東北邊陲牡丹江仍然積雪未消,沒有一點春的消息。
“可以說，我是以一種‘底線’的心態走到新的工作崗位上的。但為官一方和做學問不一樣，既然選擇了，就要負責；對自己負責更對組織和一方百姓負責。”
李耀新到牡丹江后分管市發改委、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環保局、質監局、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等單位。
“我來了，能為這個班子填補一小塊空白，我希望這個班子能夠得團體冠軍。對黑龍江省和牡丹江來說，大亂之后是大治，都面臨著一個新的發展機遇期。”李耀新說。
“來到牡丹江一個月我感到困難還是比想像的多，但前景比想像的好。說一帆風順如魚得水是假話，但說步履維艱也沒有那么嚴重。在一地任職，擺正位置和心態很重要，牡丹江振興的道路上機遇與挑戰并存，在關鍵幾步上與其做一百件事，不如做好幾件事關轉軌與全局的大事。”
李耀新說到這里停頓了一下，“我覺得我不是孤單一人，對我來說到牡丹江任職是人生的一個體驗和挑戰，作為加入國家振興東北戰略的一名新兵，能夠在黑龍江這塊黑土地上錘煉自己，為牡丹江這座城市描劃發展藍圖，這是我人生的一次難得經歷，更是我個人的偏得，對此我從未后悔自己的選擇。”
“北京人”二十年后的回歸
“對我來說，到黑龍江森工系統任職，是二十年后的回歸。”黑龍江省省長助理、省森工總局黨委書記張孝廉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連說了幾個“想不到”。
想不到在短短的幾天內,自己的人生已經發生了重大的改變;想不到會在二十年后與林業重續前緣;想不到黑龍江森工企業的困境和自己肩上的擔子是這樣沉重。
張孝廉此前是北京市房山區區長。2月4日，北京市委組織部代表中組部與張孝廉談話，在“一點精神準備都沒有”的情況下，張孝廉得知了自己將轉任到黑龍江省森工總局任職的消息。
出生于吉林省蛟河縣橫道林場的張孝廉，1986年畢業于北京林業大學，由于籍貫在東北，熟悉東北的風土人情，又屬林業科班出身，是中央選任張孝廉到黑龍江省森工總局任職的考慮之一。
“我有過彷徨，那幾天甚至徹夜難眠，但使命使然，我別無選擇。”張孝廉說，“沒有擔憂是不可能的。我在北京得到的方方面面信息比較多，黑龍江政壇震蕩通過新聞媒體已經渲染得很厲害，當時許多人的判斷是，黑龍江的政治生態環境已經被破壞，從政的規則被扭曲了，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去為官，許多朋友表示擔憂。”
“但林業對我有養育之情，我是林業子弟，雖然工作20年來一直和林業無緣，但我從未斷過和林業的聯系。對東北林業的危困狀態我一直很關注，內心深處一直企盼林業能好起來，重振輝煌。”
盡管臨行前張孝廉對此行的困難有過充分估計，但他沒想到任職的第一天就遇到尷尬:100多名離退休老干部因御寒金的發放問題而上訪，圍堵省森工總局機關大門。
張孝廉了解到，黑龍江森工企業全行業虧損6000多萬，工資拖欠嚴重，在這種情況下，發放御寒金不太可能。但總局和管理局兩個機關還在發放這筆費用，這是引起群眾上訪的直接原因。而這一問題多年來無人敢碰。
調查清楚后，張孝廉決定從局機關工作人員工資中扣掉這22.5元御寒金，不再搞特殊化。
“到黑龍江任職，我感到最難的是如何解決180萬林區群眾收入低、增幅小、改善慢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希望有，潛力也有，關鍵是站在群眾的角度想實招，給群眾辦實事。”張孝廉深有感觸。
從西北“轉戰”東北
大慶市委副書記忽培元是24名下派干部中惟一有過從西北“轉戰”東北經歷的正廳級干部。
1996年10月，忽培元從全國政協秘書局的崗位上到延安地委掛職鍛煉，任地委副書記;2001年5月任延安市委副書記兼市政協主席(正廳級)。
就這樣，忽培元在延安一呆就是八年,直到2004年4月才回到全國政協秘書局;同年8月,調任國務院研究室信息研究司任司長。忽培元回到北京剛剛一年,又要“轉戰”黑龍江,到大慶任副職兩年,對中央這一決定,忽培元并沒有感到意外。
“來之前，研究室主任找我談話，表示我只是掛職，如果不適應，可以隨時回來。而‘鐵人’精神一直是大慶人寶貴的精神財富，我是懷著‘朝圣’的心情來到大慶的，到這里工作我并不后悔。”忽培元說。
忽培元的愛人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工作，得知忽培元又要到東北工作兩年，有些微辭，但最后還是理解了。
“共和國的工業基礎在東北，在我的思想深處，從來沒有小視過東北。東北干部隊伍的基本素質不錯。就大慶來說，盡管這次黑龍江政壇震蕩，有許多干部事涉田韓案，但石油系統出來的干部，沒有涉案的。”
采訪中，忽培元很少流露個人的感情，但記者最后仍在其贈送的《延安記憶》一書中，看到了他性格的蛛絲馬跡，這本書是他在延安任職八年的一個記憶，書的跋中寫道：
“不墨守成規和不迷信時尚，是我不安分與不無保守的矛盾性格體現。于是我感到孤獨。如果有人硬要逼問自己，何以來到這里，何故做著一切？只要健在，就要執行，不必刨根究底，一切都將被歷史收藏。”
新人發現的老問題
通過與黑龍江官員、民眾的接觸，張孝廉感到黑龍江與北京存在較大文化差異。
“主要是兩種文化‘錯位’的現象:一是禮儀文化的錯位，這主要體現在同志間的交往上。在北京大多數干部心里會有個‘警示牌或高壓線’，就是說大家很清楚交往中什么線不能碰，不能越，但在黑龍江，一些人容易把同志情和朋友情混淆;二是人與人之間交往方式和風俗的錯位。在黑龍江有些人已經形成一種判斷——沒有錢辦不了事，等價交換甚至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
下派干部到黑龍江任職的當天，省委書記宋法棠和下派干部集體談話，宋特別強調這些從經濟發達地區來、從中央國家機關來的精英們，能夠對龍江禮儀文化的更新做出貢獻。
兩個多月的工作中，張孝廉感到，絕不能帶著有色眼鏡來看黑龍江的干部，在尊重習俗的同時也要為改變一些不恰當的工作交往方式以及觀念作出表率和努力。
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一個難題就是資源型城市如何轉型，這是一個世界難題。大慶石油已經開始減產，應該未雨綢繆，這是忽培元經常思考的問題。
忽培元介紹道，2004年，大慶的GDP達1240億，上繳利稅收入840億，自大慶開發以來，累計給國家上繳一萬多億的利稅，大慶一直是全國第一利稅大戶。
“但大慶這些年奉獻太多，而國家的投入卻太少。”忽培元表示，“像大慶這樣的城市，現在提出轉型正是時機，大慶現在還是產值高峰期，積極推動城市轉型和產業優化調整是當務之急。遼寧阜新是一個例子，不能再等到資源枯竭時轉型。到那時候，誰來為歷史負責？不能都推給總理吧？”
李耀新身上也有學者似的固執。在牡丹江任職一個月后的一次常委會上，他說了比較“冒”的話：來到牡丹江生活工作上我都很適應。惟一的不適應是，這一個月里我沒有接待過一次內商和外商;幾乎天天開會，都是小循環;而對一個城市來說，招商引資顯然是發展的第一要務；對此我很有些急躁情緒。
對于這些外地來的干部來說，他們和本地官員不同，往往能夠看出一些問題，并盡快指出，在《瞭望東方周刊》的采訪過程中，這樣的事例很多。
下派干部的歷史
中央和省委希望外派干部與當地干部能夠相互理解，相互融入。張孝廉對此的理解是：“明確使命、做出貢獻、樹立形象。”
大慶市委書記蓋如垠曾任沈陽市副市長，談到干部異地任職，他認為，這一人才戰略給黑龍江政壇帶來了一股新風。這些干部下車伊始，便開始調查研究，為當地經濟發展找路子，出點子，迅速融入當地的政治經濟生活，給黑龍江干部作出了表率。
事實上，在近些年，如此大規模向一個地區派出干部還不多見，政治觀察人士認為，這顯示了中央對于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重視，而振興東北，關鍵在東北的官員能否被“激活”，從外面派這些干部就是承擔這樣的使命。
在執政黨的歷史上，向東北大規模下派干部已經有過先例，在抗戰時期，中央曾經向東北派過很多干部，為后來東北解放作出了巨大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東北作為中國的最重要工業基地，中央政府在解放初，就選派優秀大學畢業生去東北，1951年，朱基同志以學生自治會主席的身份，帶領幾百名清華畢業生奔赴東北，任職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
此后，東北成為共和國建設的重要人才輸送基地，1952年12月，東北工業部撤銷，而此時，中國高層正在醞釀成立國家計委。
由于懂經濟的人才十分缺乏，而東北人民政府已積累了幾年的經濟建設管理經驗，從東北調一批既懂經濟又有一定工作經歷的專業干部進京，是當時中央領導人的愿望，于是“地方干部支援中央”的政策出臺。
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馬洪回憶，1952年，東北局大概有100余人奉命進京，作為地方支援中央的干部，“我和朱基是其中的兩個。”
據《瞭望東方周刊》了解，改革開放以后，中央政府也曾向廣東等地下派干部，中央政府此種調整干部的方法，一般都收到了比較好的效果，廣東成為改革開放橋頭堡，中國改革開放成蔚然之勢，很難說和這一干部調整方略無關。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于津濤/黑龍江報道
2005年中央下派黑龍江干部
共24名下派干部，分別來自北京、上海、廣東、江蘇等省市，也有一些人來自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等中央國家機關；他們中有10人為轉任，另外14人則掛職兩年。24人的平均年齡為43歲，最大54歲，最小36歲；全部具有大學本科或以上學歷，其中博士2人，碩士11人，正、副廳級干部占了絕大多數。
田韓腐敗大案
中央紀委通報顯示，1996年至2003年，田鳳山在擔任黑龍江省省長、國土資源部部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先后收受雞西市原市委副書記曹國輝(因涉嫌犯罪已被逮捕)、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因涉嫌犯罪已被逮捕)等多人錢款共計503萬余元人民幣，其中大部分涉嫌受賄。1994年2月至2003年8月，韓桂芝在擔任黑龍江省委組織部副部長、部長和省委副書記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先后收受馬德、曹國輝、七臺河市原市委副書記沈志成(現在服刑)等多人的錢款折合人民幣共計950萬元，其中大部分涉嫌受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