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著白領的工資，過著藍領的日子，賺錢再多都‘交給’了房子。”27歲的丁逸鳴這樣描述自己的生活。自從兩年前買房之后，這位杭州小白領就過起了“緊日子”：不敢旅游、不敢買四五百塊的衣服、用的幾樣電器全是父母家的舊貨，去年大熱天也不舍得買空調。
丁逸鳴所在的浙江省，去年的人均GDP達到了3136
3元。而目前，在包括上海、江蘇和浙江的長江三角洲地區，人均GDP已突破4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水平。然而，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卻有些“找不著感覺”：收入是高了，但這錢怎么越來越不經花呢？
低收入者不敢消費 高收入者無處消費
走訪長三角各地，像丁逸鳴這樣的中等收入者說：“高房價、高教育支出讓我們不敢消費。”一些低收入者則說：“除勉強維持日常生活外，我們沒錢干別的。”甚至連年收入在20萬元左右的高收入者也有某種抱怨，他們的理由是：該有的都有了，我們沒有消費的欲望。
一位IT小白領算了一筆帳：他的年收入近7萬元，這在杭州并不算低，但是那套85萬元的房子還是壓得他喘不過氣來：在支付了20余萬元的首付款后，現在除了每月支付銀行3600多元的本息之外，還要分批歸還向親友所借的5萬元首付款。由于買的是期房，他現在還需要支付每月600多元的房租。
“現在我的收入和支出就像是走鋼絲，稍不留神就要入不敷出。”這位小白領抱怨說，“買房后就像回到了大學時代的那種苦日子，花錢緊得叫人憋一肚子氣。”
除了住房，教育的支出也讓這一地區的居民發愁。目前嚴峻的就業形勢使得子女教育成為居民心目中的重點，也成為難點。根據江蘇省常州市城市社會經濟調查隊的抽樣調查，在培養一個大學生的19年間，一個家庭的投入高達13.1萬元左右，這比1999年的測算增加了5.1萬元；培養一個碩士生，一年的費用則相當于義務教育期間的3.8倍。
物價上漲也使居民的增收額有所“縮水”。去年浙江省居民消費價格上漲3.9%，漲幅創近八年來最高，食品類的上漲甚至高達11.1%；去年前三季度，消費價格的上漲使江蘇省城鎮10%最低收入家庭人均多支出134.80元，占其消費總支出6.7%。
而在占調查戶數5%的江蘇低收入家庭，人均肉禽蛋的消費量因物價上漲而減少了1.13公斤。物價上漲，尤其是農產品價格上漲對城鎮低收入家庭影響加大，有的家庭由此減少了部分生活必需品的消費。
中低收入家庭的日子過得不夠寬松，高收入者花錢也不痛快，找不著當“富人”的感覺。江蘇省城調隊就有調查數據顯示：去年高收入家庭的平均消費傾向僅為0.60，遠遠低于低收入家庭的0.86和中等收入家庭的0.78。
“該有的差不多都有了，現在工作忙，除了出國旅游、買點名牌衣服，那些能讓我們花錢‘享受’的地方還真的不多。”在上海一家外資公司擔任部門經理的蔡菁說，“本來想買個車，但仔細想想犯不著去干這種花錢買罪受的事。”
蔡菁給記者算了一筆帳：買輛車20萬左右，上牌交費要幾萬塊錢，交各項費用和油費每年也還得花上2萬元。“現在出門‘見路就堵’，每年花3萬多元養一輛車實在不值得。”
蔡菁說，“除非國家減少稅費，而且道路狀況也足夠理想，否則我不會考慮買車。”
醫住行開支不菲 居民消費壓力大
長三角是我國的富裕地區，其人均GDP和居民收入也水漲船高，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卻跟不上經濟的增長。以該地區的“領頭羊”上海為例，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6683元，但消費性支出卻占到其中的75.71%，居民的大部分收入都被用于消費性支出。
2000年以來，江蘇居民消費連續五年慢于GDP的增長，居民消費對GDP新增量的貢獻率不斷下降，2003年僅為50.5%，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80%以上的水平。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沈衛平分析說，從這些數據來看，在新創造的國民財富中，用于改善居民生活消費的部分不斷減小，居民并沒有最大限度地分享到經濟快速增長的成果。
記者在對三地10%最低收入階層的消費現狀進行調研時發現，他們的收入僅能維持基本生活：吃、住、行及子女的基本教育。此外，由于藥價虛高、醫療費用偏高的問題沒有從體制上得到根本解決，普通百姓特別是低收入者有病不敢輕易上醫院。去年上半年，“無錫市百姓生活熱點調查”顯示，僅有1/4的人認為能夠承受目前的醫療費用。
“我國居民的住房、醫療、養老、教育等所需的開支過于集中，使城鎮居民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浙江省城調隊住戶調查處處長戴建林指出，“預期不穩定導致居民儲蓄意愿強烈，即期消費受到抑制。”
目前，長三角地區的房價上漲已經超過了居民的承受能力，與居民收入的背離越來越嚴重。早在前年，南京市城鎮居民的房價與收入比就達到13左右，大大超過了國際認定的發展中國家一般在4至6為宜的標準；去年浙江城鎮居民年人均收入增幅為10.4%，但人均購房支出的增幅卻高達21.7%。除購房外，居民用于食品、衣著、醫療、文化和娛樂等方面的消費支出增長乏力，增幅僅為9.5%，同時也低于收入的增幅。
戴建林認為，雖然購房不會對大多數居民的吃穿等基本生活造成大影響，但是一些用于“改善生活”的消費卻會被壓縮甚至取消，如購置高檔電器和服裝、出國旅游、餐飲消費，以及文化娛樂等，而且這種抑制作用的持續時間甚至會長達十余年。
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消費受到種種限制，那么有錢的高收入者為何也不愿花錢呢？南京大學商學院史有春教授說，“富人”的消費帶有明顯的享受性和發展性，而目前社會為他們提供的個性化消費品種出現脫節，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滿足這一群體“享受”的消費太少、上市太慢。此外，消費環境不理想、沒有適當的消費時間，也是高收入者普遍面臨的問題。
強化社會保障 引導健康消費
最近，隨著國家對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措施的出臺，長三角一度熱得燙手的房市有所降溫。普通居民的消費信心開始增強。健康的消費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沈衛平說，要想保證國民經濟的良性發展，必須采取措施提高居民的消費傾向，如果過度依賴投資，不僅會造成經濟的忽冷忽熱，還無法達到經濟增長的最根本目的。
“低收入者有較高的消費傾向，但消費能力不足；高收入者消費能力很強，但消費傾向較低。”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常務副院長姚先國教授表示，因此，要提高全社會總體消費水平，必須先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增加補貼，尤其是要開發就業崗位，形成穩定的增收機制，從而不斷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以增強其消費能力。
“中低收入者一個不敢消費的重要原因是社會保障體系還未到位，”浙江省城調隊住戶調查處處長戴建林認為，“這就需要盡快完善社保制度，擴大各項社保的覆蓋面，包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大病保險、工傷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等，這有助于他們增加消費，提高生活質量。”有調查就顯示，目前居民最關注的三大問題是醫療衛生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失業與就業，關注度分別為87%、81.8%和68.1%。
目前，私營企業已是長三角地區居民的重要就業途徑，但是其員工的權益卻常常得不到充分保障。據浙江省2002年的抽樣調查，在全省國有企業中，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參保率為93.1%，而私營企業僅為53.7%。專家提醒，長三角政府要完善社保制度，必須重視當地的這一實際情況。
此外，專家還建議具備相當財政實力的長三角政府應該把關注點多投入到社會事業當中。特別是在教育產業化后，很多費用不適當地擴大到義務教育領域，過度加重了學生家長的負擔。專家認為，教育消費支出增長過快嚴重擠占了居民其他消費狀況必須得到改變。
談起近年來不斷攀升的房價，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沈衛平表示，有必要抑制目前房價持續上漲的勢頭，保持房價的溫和上漲，在保持經濟平穩健康增長的同時，從中解放出一部分“消費能力”和“心理承受力”，用于其它的消費支出，以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要讓百姓充分感受到經濟增長的成果，培育消費熱點也已十分迫切。”南京大學商學院史有春教授告訴記者，大力開發文化消費市場和旅游市場是比較可行的途徑。我國正在實行的“黃金周”制度曾收到了不小的成效，但由于配套措施不完善，居民對此已產生厭倦。有關部門應該考慮對這一制度進行改革，制定更加合理的休假制度，充分享受生活。
專家還指出，在目前的情況下，引導和推動居民消費觀念從儲蓄型消費向信貸型消費轉變顯得十分必要。這要求居民破除陳舊的消費觀念，樹立信貸消費觀，并逐漸完善消費信貸服務，培育信貸消費市場，推動商業銀行改進消費信貸服務的方式和質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