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王樹國訪談
“我是研究智能機器人的，想的是把機器變得越來越趨向人，所以我對把人變得越來越趨向機器特別敏感。”——王樹國
□本報駐京記者 孟湯
“我再次強烈呼吁--還高校自主權！”采訪結束時
，王樹國說，“別的話可以不發，這句話一定要發。”
在高校校長群體中，王樹國當屬典型的“少壯派”。王校長說起話來慷慨激昂，說到動情處，手勢聯翩，神采飛揚，觀點鮮明，不加掩飾。
哈工大畢業后，王樹國致力于智能機器人的研發并卓有建樹，曾任國家“863”計劃智能機器人專家組副組長。三年前，有兩個機會擺在了王樹國面前--黑龍江省副省長和哈工大校長，時年44歲的他選擇了后者。
我為孩子要權利
記者：對于當下高校流行的建“世界一流”的口號，您是怎么看的？
王樹國：如果把“世界一流”作為奮斗目標，我是非常贊成的。中國沒有理由不爭取做一流國家，中國高校也就沒有理由不爭取做一流高校。
如果把“世界一流”作為炒作由頭，今天你建一流，明天他建超一流，坦率地說，我非常不喜歡，自己人之間喊來喊去尤其沒意思。站在自己的高度看世界，與站在世界的高度看自己，完全是兩回事。前者就像井底之蛙，雖然也可以看到天，但其志向永遠不會比井口大。哈工大更愿意站到世界的高度，回頭審視自己，檢討自己的不足。
記者：假設全世界理工科院校進行排名，那么哈工大可以排到多少位？
王樹國：目前差得還很遠。在某些領域和學科，比如航天、小衛星、機器人等領域，哈工大可以與世界一流學科平等對話。但從整體上看，不僅僅是哈工大，我們所有的高校離世界一流差距都很大。
記者：最致命的差距在哪里？
王樹國：機制和體制。教師水平、學生培養質量、科研創新能力、教材硬件環境等等因素都或多或少受到機制與體制的制約。高校的機制和體制，才是命脈所在。
機制和體制的具體內容談起來千頭萬緒，僅從高校權利而言，我國大學現在還稱不上是名副其實的獨立法人，現在來談質變性的發展似乎是奢侈的。
記者：您希望得到哪些權利？
王樹國：我僅說一個比較便于理解的吧，比如高校自主招生。
現在我們的孩子考大學，全國上下，一年就考這三天。高考的三天，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一考定終身……考不好對不起，來年再見。年輕人的這一年，比60歲以后十年的時間都寶貴。我們都說以人為本，因材施教，以現在的高招方式，能做到嗎？如果說，我們的高校能自主招生，分散招生，讓孩子們每年有多次機會，不比現在好嗎？這不僅僅是一個招生方式的問題，而是一個關系到千百萬孩子心理素質健康成長的問題，是關系到我們這個民族國家未來發展的大問題。
記者：高校權利的不完整，是否已經嚴重到使高校難以完成自身的義務？
王樹國：我們就來先談高校的義務吧，我喜歡用使命這個詞。高校的使命，我認為是“探索未知世界，傳承社會文明”。
也就是說，高校應該負有兩方面的使命———自然科學的使命和人文精神的使命。這兩個使命，決定了高校不僅要傳承中華民族的文明，而且要有全人類的胸懷。
全世界高等教育都是這樣的。從社會分工而言，社會上有政府，有企業，有社團……為什么要出現大學？社會發展靠的是人才，而高校就是專門培養人才的地方。
從目前來看，我們的高校———或者說高等教育體制的弊端已經越來越明顯，可以說已經影響到了整個社會孩子們成長的全過程。
記者：您認為，在高校權利不完整的情況下，對孩子的哪方面影響最大？
王樹國：沒有機會接受完整的心靈養成。
孩子們在幼年時代就被告知，高考就是生死抉擇，而分數是最高標準；在這個重壓之下，孩子們度過了童年和少年。少年時代尚未完全結束，孩子們就要完成這個生死抉擇。讓這么小的孩子承受這么大的刺激，可能造就一些“鋼鐵戰士”，但更多的孩子可能受到致命打擊。這種痛苦是必須接受的嗎？
記者：孩子沒有機會充分接受心靈養成，可能會產生哪些后果？
王樹國：考不上大學的孩子，其挫折感是難以言喻的。在社會上他感受的是苛刻，這種感受也許會在他的心靈中埋下報復的種子。
回頭看看考上了大學的孩子，經過長期的心理壓抑，往往也會出現個別的人格殘缺的現象———自私自利，缺乏同情心，自認高人一等，做了錯事難有發自內心的慚愧，覺得特權合情合理，一切都是靠個人奮斗換來的，不懂得感恩和回報社會……
我倒不是說社會的普遍現象都是如此，而是說社會應該給孩子們多一些選擇。讓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和沒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都能以主人的心態參與社會。
記者：您似乎在說，您不是為自己要權利，而是為孩子要權利。
王樹國：就是這樣，沒有什么需要隱諱的。
臺灣一位大學校長說，國家興亡我有責！我非常欽佩這位校長。現在我們有了問題大家往往互相埋怨———這是你的責任，這是他的責任，這是領導責任，這是政府責任……惟獨自己沒有責任。
為什么說國家興亡我有責？因為他把自己與國家放在同生死、共命運的位置上，而不是置身事外，靠嘲諷歷史的苦難建立自己的名聲。我們這個泱泱大國，花在無謂的內耗和爭論上的精力太多了，以指點江山為生的人太多了。
情愿也罷，不情愿也罷，未來30年，所有的國家各級領導人都要從現行教育體制培養出來的這群孩子中出現。他們的人格，將決定中國的未來。所以，還高校自主權的意義在于著眼于人性化教育，培養孩子的情感和心靈。
眾所周知的難題
記者：您對英語四六級考試很不以為然？
王樹國：英語是世界語言，不學好英語我們沒法和世界交流。
四六級(考試)的出發點很好，可以激勵社會重視英語，學生學好英語。可是把英語成績與學位掛鉤，那就完全走樣了。
英語過關了，品質和素質過關了嗎？專業課程過關了嗎？對我們國家的歷史和現狀了解了嗎？考核一個大學生可以有很多指標，為什么獨獨選擇了四六級英語？這是科學的評價標準嗎？
大學考四六級，孩子們就從幼兒園開始學英語，小學中學大學，研究生博士生，以后評職稱……我真是不知道，中國人學英語要學到什么程度？
記者：您反對您的研究生在英語上花太多時間嗎？
王樹國：我不反對學英語，相反，我鼓勵學生學英語。我反對的是把英語作為獲得學位的前提。
外語是拿來用的，不是拿來學的。任何一門語言都是一門學問，鉆研下去，學100年也學不完。
以四六級為分水嶺，這群人行，那群人不行，這合理嗎？同學們為了過英語關，不得不占用大量時間，結果專業課耽誤了，大學讀得憂心忡忡。
聽說兄弟院校有的學生，因為四六級過不了關，心理壓抑導致自殺。這讓我很震驚，也很痛心。我當了校長想改變這一切，但強大的社會壓力使我不敢去闖這道關。
記者：為什么？
王樹國：我得關心學生的就業問題。用人單位都要四六級證書，這就逼得我沒辦法了，我不得不違心地讓學生們去過四六級這關。
所有業務課都不是全國統一考試，惟獨四六級英語是，無形中四六級證書就成了全國用人單位惟一的通用標準了。
記者：哈工大在工程技術方面實力超群，您認為大學該不該辦企業？
王樹國：我們絕不能越過自身定位，干自己不該干的事，這就叫有所為有所不為。校長和企業家合一，不可想象。
過分傾心于創業，你就不要再把自己說成學校的一分子。比如聯想就很好，你為中國貢獻了一個好企業，但創業者的身份就不能再是研究員了。
我也不反對企業家返回學校，重新開始教育研究生涯。我強調的是定位清晰，你站在什么位置上就應該說什么話。你又是企業家，又是研究員，又是校長，這就亂套了。
記者：對于課題方面的放權您怎么看？
王樹國：清華大學的陳丹青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嗎？他是畫家，他要培養的是美術博士，如果連這么點靈活性都不給他，怎么指望他能培養出理想的學生呢？
記者：放權給高校，有助于解決教育資源分配不公的問題嗎？
王樹國：肯定有所幫助，我們不追求絕對的公平，但總得日趨公平，不能越來越不公平。
現在教育的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大家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自己的領土上，在同一部憲法之下，為什么大城市考大學就那么好考，經濟越發達的地區教育資源越集中？每年的高考移民問題，不能說不是我們的體制造成的。
從我國的經濟形態來看，農業時代、工業時代、知識經濟時代并存，也就是最高級和最落后的并存。這就是我們國家改革發展的難點所在。所以我們應該培養多元化人才，中國的高等教育應分層次管理。大學如果是真正的獨立的法人，他應該知道怎么培養合格的學生，也應該有權選擇學生。
當辦學自主權下放給學校，學校就沒有任何可以推脫社會責任的借口，社會的評判將直接影響著學校的興衰，所以學校就會努力貼近社會，在此過程中，教育資源會得到比較合理的分配。我們希望隨著經濟的發達，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越來越多。
從目前情況來看，高等學校與社會結合的動力不大，反正管理單位說什么我們就做什么，不主動與社會需求結合也不會被淘汰。實際上，辦學自主權下放后，學校的壓力會更大，自我約束力會不斷增強。
記者：如果權利都下放到高校，如何防止營私舞弊現象的孳生？
王樹國：會有這個問題。但我們不能因為怕出現這些問題就裹足不前，小平同志如果不在南海邊劃了個圈，我們能有今天嗎？
總有人說，政府這么管，高校還免不了營私舞弊呢；如果高校自己來搞，那還不把中國的高等教育搞垮？
反過來問，教授招生肯定會比官員招生腐敗？現在山東考大學比北京難上那么多，這就叫公平？
我想高校有了自主權之后，不會比現在更亂的。以前我們懷疑：如果政府把自主權給了企業，他還不天天生產假冒偽劣產品？現在我們問100個人，我想也沒人會認為政府管企業是個好主意了。高校也是一樣的，如果亂搞，社會不會買你的賬，校長很快就會下臺，學校很快就會垮掉。再說，學校違規，上有國家法律，下有規章制度，不會徹底無政府主義的。
現在的高等教育體制與高等教育的使命是缺乏有機聯系的。年復一年，今年的事明年還出，后年可以預期地還會出……我們不慚愧嗎？至少可以拿幾所學校做試驗吧？
沒有困難，要我們這群人做什么？
記者：作為副部級官員，您如何看待校長的官員身份？
王樹國：官員級別與高等學校沒有內在的關系。如果政府認為某個學校重要，可以以財力、物力、政策加以支持。
我想任何一個高校校長到了國外，都不會主動介紹說自己是全世界行政級別最高的校長的。
如果說中國的教授是世界上最好的教授，我們做校長的就完成自己的使命了；如果說中國的校長是世界上級別最高的校長，那是笑話。
記者：在現有的體制下，您作為副部級校長，能做什么？
王樹國：我能做的只是(考慮)考到哈工大的學生該怎么辦。
哈工大成立了基礎學部。基礎學部是高中到大學的過渡，采取小班制，配備班主任，所有一年級學生首先要在基礎學部學習。這么做，主要是考慮讓新生適應大學生活，讓他們學會自我約束，自主學習，避免突然到來的自由毀了孩子的一生。
至于還沒有考上大學的孩子，我還不能告訴他們：你們致力于提高素質吧，別分分分了。我這么做行嗎？考不上大學不都來找我了嗎？
記者：您抓全面工作，十分鐘換一個角色，有沒有困惑？
王樹國：我想改變這種狀態。我之所以想當校長，就是因為我看到了高校中這么多問題需要解決。
記者：您最討厭的事？
王樹國：開會，無休無止的會。
我最喜歡的事，是看到自己的想法很快有了結果，得到了驗證。跑經費，跑關系，各種各樣的場合，各種不得不打的交道……忍住煩惱，做成了就高興了。
記者：本科學生有機會接觸到您嗎？
王樹國：明天我就和大一學生進行一個“理想人生信念”的座談。大一新生，也知道大學大概是怎么回事了，也能提出一些問題了。我需要了解學生，學生也需要了解我。
記者：您如何看待文科和理科的割裂？
王樹國：哈工大很關注人文的建設，我不希望哈工大學生都是書呆子。內秀外拙也不行。
無論什么專業，理學的底子必須打好，還必須懂得點歷史和社會，還要有人品、素質的熏陶。有了足夠的人文素養，才有足夠的心靈動力，才會有更高的目標。哈工大在這方面做得還不錯，經常會舉辦各種各樣的講座。
我是研究智能機器人的，想的是把機器變得越來越趨向人，所以我對把人變得越來越趨向機器特別敏感。
自然科學研究到深處，是與人文科學緊密相關的。
記者：清華大學顧秉林校長主持宋楚瑜演講，引發批評，您愿意評價一下嗎？
王樹國：我和顧校長很熟，他是核物理學家，一個篆體的生僻字不認識也屬正常。你可以找中文系的教授試驗一下，看看在沒有字典的情況下有多少人認識那個字。
如果就此說清華大學校長人文素質差，這個結論過于草率。假如顧校長知道這首詩，會讀那個字，那就能說明校長群體的綜合素質高了？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如此重大的場合，相關工作人員應該事先有所安排。
記者：中國高校校長群體的素質，您如何評價？
王樹國：我認為中國的高校校長是非常務實的，對自身的要求也非常高，工作壓力也許超過了國外校長。因為他們是在各種約束的前提下，在不平等投入的前提下，完成與國外大學競爭的任務。簡單地說，中國的高校校長群體，是優秀的群體。
記者：您有沒有不滿意的地方？
王樹國：有一點，現在的校長不是職業化的。
這邊當著專家學者教授，那邊當著校長。在校長室里坐了三小時，對不起，我要做實驗去了。我贊成校長是學者，當過學者，但我不贊同你當了校長后，還以學者身份為主。
當大學校長是一門學問，全心全意都未必能干好，三心二意肯定干不好。校長應該是職業化的，應該具有強烈的職業精神。
記者：您做了校長之后，是否更有機會獲得學術地位？
王樹國：我的責任是讓哈工大出現更多的院士，而不是我自己當院士。如果我自己當上了院士，而哈工大院士卻越來越少，那我就是失敗的校長。
記者：您充分估計了您的想法實現的難度了嗎？
王樹國：如果沒有難度，那要我們這些人干什么？人民上稅養著我們，不就是要我們解決問題的嗎？我們不能回避難度。改革總會制造新問題，可如果不改，再過十年還這樣，甚至更惡化，我們怎么向未來交代？
而高等教育改革的關鍵，我認為就是讓高校成為名副其實的獨立法人。所以我再次強烈呼吁，還大學以自主權。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