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日本人說：“對華應有再認識” 1939年12月，日陸軍省向天皇上奏了《修正軍備充實計劃》。《計劃》提出：“必須極力控制在中國進行作戰的消耗，在昭和十五年（19
40年）與昭和十六年上半年，將現有的85萬在華兵力逐步削減為50萬人。” 1940年6月，日中央統帥部的五六名幕僚來到南京，召集華北、華中、華南各方面軍的主任參謀，進行關于抽調兵力的具體交涉。一星期左右，大體確定了各方面軍應減少的兵力數量。
抽調兵力的重點地區為華北，南京交涉完畢后，統帥部的幕僚于6月7日來到北平，具體商定關于華北方面抽調兵力的數量。
也許有人會說，如果日本減兵南下進軍東南亞不是更好嗎？
這不僅僅是一種說法，而且是當時很多人的做法。
“九一八”事變后，美、英、法諸強國隔岸觀火，置若罔聞，既不制裁日本，也不援助中國。
1938年9月，英、法在《慕尼黑協定》上簽字，同意德國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一年后，德國大舉侵犯波蘭，席卷歐洲各中小國家。這時英、法聯軍110個師“對峙的不過26個德國師，卻躲在鋼骨水泥的工事背后靜靜地坐著，眼看著一個個唐·吉訶德式的英勇的盟國被希特勒消滅”。
結果如何？不是很慘嗎！
事實很清楚，如果讓日本人順利地從中國抽走35萬軍隊侵略東南亞，以后卷土重來的可能就是100萬大軍，甚至更多。還有永遠無法挽回的國際道義上的損失，永遠受到損害的民族名譽與民族關系。
也許還有人會說，如果使日軍對八路軍麻痹大意，不是很好嗎？
這種說法也是錯誤的。敵人不把你當一回事，人民會把你當一回事嗎？根據地人民看到了八路軍英勇抗戰的事實，熱烈擁護共產黨、八路軍，但根據地畢竟只有幾千萬人口，而中國有四五億人口呀！自私事實上只會“自害”，個人、政黨、民族都是如此。
正當日本“國策重點已逐步南移，中央統帥部乃至逐漸放棄了對華處置”時，百團大戰爆發了！
百團大戰并不是中國抗戰時期規模最大的戰役，但它對日軍的震撼，則不亞于比它規模更大的大戰。因為這一戰，不是中國的國民黨政府軍打的，而是中國民眾的軍隊打的，不是中國執政黨的軍隊打的，而是中國的“反對黨”的軍隊打的；不是在“戰區”打的，而是在“治安區”打的；不是被動的反擊戰，而是主動的進攻戰……這一連串的不同，使日本得出了一個結論：“對華應有再認識。”
“再認識”的核心，是對中共及“共軍”進行再認識。關鍵問題是“應當如何認識并評價中共的實力”。
百團大戰之前，華北方面軍已經認識到：
“中共是華北治安之癌”，并決定在1940年8月設置對中共情報工作的專職參謀。在此之前，方面軍情報活動的重點是重慶勢力，不太強調對中共的情報工作，雖做了一些工作，但對中共的真實情況不太了解，并認為中共是在“不斷夸大宣傳自身的力量”。
對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1940年春，日本中國派遣軍《戰時月報》有這樣的一個估計：截至1940年3月底止，華北（今內蒙古、河北、山西、山東及皖北、蘇北，即日華北方面軍的防區，不同于中國后來的華北大行政區）的中共正規軍約13萬，中共游擊隊約11萬，“共系軍團”約5萬。其正規軍中，115師24000人，120師26000人，129師32000人，晉察冀軍區32000人，冀中第三縱隊（呂正操部）10000人，八路軍魯蘇豫部隊（徐向前部）約85000人至95000人，八路軍挺進軍（蕭克部）約6000人。
這個情報，錯誤很多，其中甚至把中共中央軍委的組成人員說成：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參謀長葉劍英，總政治部主任鄧小平，委員徐向前、賀龍、劉英、徐海東、董振堂。
連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是毛澤東的情報都沒得到，其他情報的荒謬遺漏之處也就可想而知了。更重要的是，上述情報，對百團大戰參戰部隊的三大集團部隊（含呂正操、蕭克兩部）的正規軍只估計為106000人，不到實際的一半。這就不能不使他們被百團大戰弄得莫名其妙，狼狽不堪。
除數量估計的嚴重失誤外，在質量估計上也同樣是如此。
現代戰爭，戰斗力不能以人數來衡量，裝備、組織、訓練及配置狀況比人數的眾寡重要得多。百團大戰前，日軍對中共武裝的這些因素均沒詳加了解，其掌握的情報，比對其數量的了解更差。他們僅有一些這樣的印象：
“中共軍隊在質和量的方面都已成為抗日游擊戰爭的主力。它標志著共黨勢力已是占領區治安肅正的主要對象。”
“當前的敵情是，敵分離四散潛入地下，正巧妙地加強、擴充其潛伏組織系統，進行頑強的抵抗。”
“共軍在我占領區的出沒、活動實令人驚心。”
“關于對敵區的經濟謀略，可以認為，敵之活動比我更為活躍。因此，必須全力對付，以粉碎敵之抗戰能力……第一要義是斷絕增強其力量的物資供給，并大力吸收敵區我所必需之物質。”
總之，日軍只把共產黨武裝看成是“進行頑強的抵抗”的、“分離四散”的、巧妙“潛伏”的、“滲透”能力強的一支力量，這使他們要“迅速、鞏固地完成（治安肅正和建設事業）是相當困難的”，但根本沒意料到會給他們予以什么重大的軍事打擊。
8月20日22時同時爆炸的成千上萬枚手榴彈和響徹5000里交通線的槍聲把日軍打懵了。他們驚呼：“這次奇襲完全出乎我軍意料之外，損失重大，恢復建設需要相當時間與大量資金。”
他們大詫，共軍并不是“缺乏集團作戰能力”，而是能“采用與原來的游擊戰完全不同的大部隊運動戰，對我軍進行出其不意攻擊”。
日軍不同于大炮也打不醒的清政府，他們被手榴彈一頓猛炸之后，立即進行“深刻反省”，并從“這個痛苦的經驗中，改變了原來對中共的看法，取得了寶貴的教訓”。
大而言之，這些“寶貴的教訓”是：
（1）共軍“七分政治，三分軍事”，“民眾一致同八路軍合作”。“連婦女、小孩都用籮筐給八路軍搬運、傳送手榴彈等”。“關于作戰中日軍動向，甚至連細微末節都統統報告八路軍，而日方對八路軍的情報，卻兩眼漆黑。”……
著名英國記者貝蘭特在考察華北前線和延安后，得出了一個結論：“世界上任何軍隊，如要對抗蘇醒中的中國的全部力量，必遭失敗。”
這時的日本政府、日本軍隊還不會承認這一點，但百團大戰使他們不能不承認：即使沒有中國軍政當局的接濟和大后方作依托，在華北民眾支持下的八路軍不但能站住腳，而且能“對整個山西、河北和蒙疆部分地區進行前所未有的、全面的統一進攻”（日軍110師團總結語）。
（2）“整個共軍編制甚小，裝備不好……但必須看到，其上層領導是經過長期鍛煉、具有相當經驗和指揮才能的。特別是應重視其對分散于廣大地區的小部隊靈活巧妙的指揮能力。”“共軍的抗日覺悟一般是高漲的……黨員數量估計在正規軍中約占部隊總數的35％至50％；在地方自衛團中約占1％，其抗日覺悟很高并形成思想的核心。”
（3）“共軍之軍事力量不可不估計其正規軍、游擊隊及潛在于民眾之中的敵對武裝。”
（4）“共軍機動的游擊戰術極其巧妙頑強。”
這樣，日軍“費了數十年功夫才造成的‘恐日病’的西洋鏡”，不但在中國人民面前再一次被拆穿，而且一時在日軍中出現了“恐共病”。為了給下屬打氣，1941年1月10日，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在各兵團長會議上訓示：“應以比中共更大的熱情和氣魄，果斷頑強地進行作戰及政治工作。”（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