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何海寧
何新勇的電話都快被打爆了，他是建川博物館的副館長，自薦文物的電話，這些天讓他應接不暇。
建川博物館是一座以抗戰、“文革”和四川民俗為主題的博物館，盡管尚未開張，卻早已聲名鵲起。
博物館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郊區的大邑縣安仁古鎮，占地500畝，設計共有25座分門
別類的小館，分成抗戰、“文革”和四川民俗等3個系列。
8月15日抗戰勝利60周年之際，這里將對外開放抗戰系列的8個博物館，即共產黨抗日軍隊館、國民黨抗日軍隊館、援華美軍館、四川軍隊館、日軍暴行館、中國抗俘館、漢奸館和眾志成城館，還包括一個壯士廣場。
博物館的建筑設計均出自世界一流建筑師之手。一名設計師介紹，例如“國軍館”由中科院院士彭一剛設計，他是國家級建筑設計大師，相關代表作有山東劉公島甲午海戰館等。
再現抗戰場景
共產黨抗日軍隊博物館是一個桔紅色的方形館，位于主道路最前方，是游客參觀的第一站。它占地面積3700多平方米，是建川博物館內最大的一座。
館內部裝修已見雛形，共產黨抗日軍隊戎馬生涯的許多老照片已經鑲嵌在潔白的墻上，館中央是一根18米高的柱子，象征黨在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這18米的數字代表抗戰時期的第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柱子上刻著毛澤東的名著《論持久戰》，共5萬多字。
其中一個展廳專門仿造了一截地道，讓游客能夠親身體會當年地道戰的光榮歲月。
共產黨抗日軍隊博物館的館名，由抗日名將呂正操將軍題寫，他今年已整整100歲。
館的背后，正在籌劃增加一個紅色廣場，突出博物館的氣勢。
“國軍館”位于共產黨抗日軍隊博物館旁，取意兩黨攜手抗擊日軍之意，建筑面積1299平方米，是一座素白色的方形建筑。與相鄰的美軍館、戰俘館相比，“國軍館”顯得中規中矩。設計理念透出“簡潔、敦實、厚重”。
除了文物之外，“國軍館”將用大幅浮雕的方式，按照時間順序展示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的22個戰役，諸如淞滬會戰、太原會戰、徐州會戰等。展示內容分成抗戰緣起、正面戰場和空中御敵3個單元。
展廳中最特別的是一幅士兵像。這是用數千枚國民黨軍隊徽章制成的畫像，長寬3米左右，士兵頭戴鋼盔，神情肅穆、悲壯。
展廳尾聲沒有文字，只有一幅出征軍隊的背影浮雕。在一排遠去的士兵背影中，一名士兵別過頭面對當時的相機。“
看完所有展廳之后，觀眾收獲一定不少，所以尾聲沒有必要再說明什么。留下空白，看看這個士兵的眼神，觀眾自己會思考。
”負責文字設計的員工認為：整個抗戰博物館都是通過平鋪直敘的方式，反映抗日戰爭這段歷史。
除了即將開放的抗戰系列，博物館還有“文革”系列的陳列館，以及“記憶(1966-1976)”雕塑廣場。
整個文革陳列館群與抗戰系列分館一起，形成一個百年博物館群。
樊建川說，藏品的分布以講故事的方式進行，不以編年為順序，也不會像傳統的博物館那樣嚴肅，這里更為關注的是普通生命，整個建筑群落會試圖營造出一個真實的場景，再現社會生態。
世界最大的私人博物館？
從大邑縣城到安仁古鎮有9.4公里。以前只是一條狹窄的小路，不久后將是6車道的寬闊公路，大邑縣為此投入資金數千萬。
在建川博物館落戶安仁后，成都市成立安仁文化產業項目領導小組，另外還成立一個現場指揮部，負責各種配套設施建設，如電線下地、鋪設青石路等。
建設資金主要來自樊建川，他是成都建川房屋開發有限公司的創始人，資產10億之巨。這座規模宏大的博物館建設資金5億多元，另外前期收購文物，還花了1億多。
25個博物館的文物來自樊建川26年的收藏，大到30噸重的日軍碉堡，小到分量只有幾克的徽章。他對外公布藏品有200萬件，但實際上遠遠不止此數。
建川公司成立于1994年初，是四川省房產綜合效益十強民營企業，未來公司產業定位于文化旅游博物館產業。
美國媒體曾報道過建川博物館。在那次報道中，建川博物館還被冠以“世界最大的私人博物館”稱號。但是不是“世界最大”，尚無權威機構認定。
數年前樊建川已經在籌劃建設博物館。他曾經在上海、廣漢、都江堰等地選址，最初確定在都江堰，已經購地簽約，后來又機緣巧合認識了安仁古鎮，隨即“移情”。
安仁鎮是近代風云變幻之地。民國時期，這里不僅出了大地主劉文彩，還是西南軍閥聚集的地方，有“三軍九旅十八團”之說。曾經割據一方的風云人物留給了安仁遍布全鎮大大小小的公館。
2003年，北京大學建筑學研究中心主任張永和與四川著名建筑設計師劉家琨完成了博物館的規劃大綱。兩人約集了一批世界級的建筑大師，請后者進行博物館的建筑設計。這些建筑師沒有索求高薪，非常樂意地應承了任務。
在第一期抗戰系列的博物館中，“國軍館”為世人矚目，樊建川告訴本報記者，設計方案順利地通過了成都市委宣傳部的審批，沒有出現波折。
“我們以前多次做過抗戰文物的展覽，”樊建川說，“這不是展覽國民黨，也不是國民黨軍隊，而是國民黨的抗日軍隊。”
8月15日，抗戰系列博物館將對外開放。何新勇覺得5億多的投資收回遙遙無期。目前博物館的預計收入是門票和 “賣可樂”等等，門票價格尚未確定。
“一個人的抗戰”
建川博物館大門不遠處堆放著數個齊肩高的混凝土殘塊，厚度約半米，有些殘塊上保留著狀如瞭望口的小洞。在混雜的施工路面上，這堆殘塊像是建筑垃圾。
這是樊建川最大的一件藏品，重達30噸，是抗日戰爭時期的日軍碉堡。樊建川在天津發現后高價購下運到這里，運費就花了數萬元。他準備把殘塊拼接還原，在碉堡上栽花，擺放在大門口正中最顯眼之處。一則表示日軍侵略被炸得粉碎，二則象征和平。
樊建川的藏品包羅萬象，主要有抗戰、“文革”和民俗3大系列。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自己是在收藏“歷史的細節 ”，在完成一本“歷史啟示錄”。
他是一名成功的商人，滿腦子卻是這些蒙著歷史塵埃的文物。“其他人有錢了，玩高爾夫，收藏唐宋元明清的文物。我喜歡的是這些。”他躲在淡黑眼鏡背后的眼睛露出笑意。
樊建川1957年生于四川宜賓，9歲時父親被打成走資派。經歷世態炎涼，他從小顯得老成持重。高中畢業后他當了兩年知青，隨后參軍。1979年考入解放軍西安政治學院，畢業后在重慶第三軍醫大學任教，教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酷愛歷史。
1991年他出任宜賓市常務副市長。兩年后棄政從商，“帶著500塊錢來到成都”。開始樊建川在一家外企打工，不到半年自立門戶，創辦建川公司，成為眾人羨慕的大老板。
這48年的歲月里，他曾經是農民、民工、知青、軍人、老師、政府官員，現在是商人，但在他心中，有一條主線一直沒變——對近代文物的鐘愛。
樊建川的父親和岳父都曾經參加八路軍，他獲得的第一件抗戰文物便來自父輩。“有八路軍的背章、水壺、望遠鏡。
”隨著時間積累，他的收藏品慢慢增多。“我已經記不得第一次購買文物是哪一件了。慢慢地，我就發現自己的藏品多起來了。”
2000年，他精選500件抗戰文物圖片和資料集結成書，名為《一個人的抗戰》，此書后來被評為第13屆中國圖書獎一等獎。
他的一位朋友解釋，取這個名字還有一層寓意：“即使只剩一人，也要抗戰到底”。
父輩是樊建川的抗戰歷史啟蒙。以前他獲知的歷史主要來自電影、電視，在收藏過程中，他漸漸發現每一件文物都在向他傾訴一段歷史故事。有一個想法在他心中慢慢堅定下來：他要為這個民族搜集歷史的細節，避免后人集體喪失記憶。
他一個人搜集多年，后來感到力不從心，開始發展線人。現在他已經織成全國400多人的淘金網絡，重點在東北、江蘇、云南、四川等地。“去年我就買了238集裝箱文物。”
近年來樊建川把“戰火”燒到了日本。他在日本搜集了大量的畫報、明信片，獲得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目前日本有識之士也在努力搜集這類文物，樊建川稱這是“沒有硝煙的抗日戰場”。
現在樊建川擁有國家一級文物14件，他的藏品鎖在市區一處偏僻的庫房里。
本報記者曾進入過庫房，打開鐵門，窗簾遮住了陽光，借著縫隙中透進的光亮，隱約可見一排排陳列架燈光閃起。眼前的一切讓人感到震驚。白晃晃的日光燈下，無數的膠片和幻燈；100多臺唱片機；2000面“文革”鏡鑒。鋪天蓋地的小報、照片、雕塑、像章……
何新勇說，第一次來的人，感覺像是掉進了一片淤積了幾十年的泥塘，想說，卻說不出話來。
“做這件事情的人，要有股傻勁。我只是替國家保存記憶，這些東西是我私人搜集來的，但它們更屬于這個國家。”
樊建川說，“我立下了遺囑，如果出了意外，所有藏品交還給國家。”
他常常有種幻覺，夜深人靜的時候，那些藏品會用方言和他交流，講述發生在它們身上的故事。
他藏有“文革”時一個國民黨老兵為證明清白特意燒制的瓷碗。碗面上歪歪扭扭地寫著，“我堅決打到底，沒有下( 火)線。”落款為“1966(年)9月15日”。
“我想做一個信史，對這個民族有所交代。”樊建川說。
編輯：林彥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