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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星（右二）在記者陪同和安慰下準備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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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掙扎了這么久，就是想和他們（同村的砍手黨成員
）不一樣，可是一不小心，我還是跟他們一樣了。我害怕跟他們一樣，也想避開他們。可是我好像逃不開這個網。”
“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打工者都會比較看不慣一些不可一世的城里人，有時候很想找個機會報復一下。”
“農村的生活不習慣了，像我這種在城市里打了五六年工的年輕人，都不可能再習慣農村的生活。”
編者按：20歲的深圳打工者阿星來自一個偏僻的小山村，7月8日晚，他激憤之下殺了工廠主管。
這本是一起簡單的兇殺案件，他的血腥已給被害人家屬帶去無盡的悲痛。但是，這又不是一起簡單的兇殺案件，它折射出復雜的原因。
阿星只是一個單一的犯罪人，等待他的將是法律的嚴懲。但阿星的背后，許許多多的新生代民工，有著相似的困惑與掙扎。消弭這些矛盾與困惑，正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必由之路。
阿星出事經過＞＞＞
“我完了，我殺了一個人”
“傅記者，我完了，我殺了一個人，潮陽工廠里的主管……”7月9日傍晚6時30分的電話里，阿星顫抖的聲音把正在北京出差的《南方周末》記者傅劍鋒一下子嚇住了。
阿星怎么會去殺人？在記者的印象中，這似乎是個懂得是非的廣西籍打工者，他此前一直在廣東東莞、潮陽等地打工，記者曾經采訪過他。
“傅記者，我真的殺人了。你現在能過來嗎？我想要你陪我去自首。”
“不管是判死刑還是無期，我都認了。我只想把事情報道出去，這樣自首才有點價值。我還想要他們看到報道后，不要再干那事了，收手吧……我已經完了。”阿星說的“他們”就是“砍手黨”成員，目前已被深圳警方抓了100人左右。
很快，《南方周末》記者成功和《南方都市報》4位記者趕往阿星所在的深圳市郊公明鎮。
一氣之下，他砍死了主管
9日晚上9時許，在公明廣場的一間公用電話亭旁，記者找到了阿星。
接下來兩個小時，他很冷靜地講了殺人的經過。他殺的是他打工的工廠———潮陽市峽山鎮南里村一家織袋廠的主管鄭炳榮。
因為喝老鄉小孩的滿月酒，他酒醉后曠了一天工，被主管開除了，又扣了他的工資不給（打工四個月掙了2000多元，可是工廠只發給他600元）。7月8日晚上9時許，他在宿舍收拾衣服準備離開，主管來了，罵了很難聽的話。一氣之下，他接連操起宿舍里的4把刀，砍在了主管的脖子上。殺人后，他搜走了主管身上的400元現金。
阿星說，在比較熟悉的記者的陪同下去自首，心里會塌實些。
午夜1時35分，警察趕來了。
阿星是什么人＞＞＞
打工，他活得很窩囊
記者認識阿星是在今年1月份。
去年年末，深圳寶安區連續發生“砍手黨”案件（以砍手砍腳為犯罪特征的搶劫事件）。據不完全統計，僅在2004年就有40余名廣西天等縣上映鄉溫江村青年被深圳、東莞、佛山、汕頭、云浮等地警方抓捕。所有這些人都小學未畢業就輟學打工，但因學歷極低，很難找工作，已在深圳活動數年的“砍手黨”便把這些年輕人拉入犯罪組織。
正是在這個小山村調查期間，記者遇到了阿星。阿星高個子、長發、牛仔褲，帥氣的臉，更像一個城里男孩。但那時的阿星臉色蠟黃，帶著一種20歲的年輕人不該有的滄桑和疲憊。他和在深圳搶劫“犯事”的一些同村人是從小玩到大的好朋友，但沒有像他們那樣去“混黑社會”，而是做了一名辛苦的打工者。
從15歲到19歲，阿星一直在東莞一家工廠的重復勞作中度過，每天工作時間超過12個小時。“除了春節可以休息六七天外，整年只能休息一兩天。但即便這樣，一個月的工資也只有300多元。”對此，他有點難為情，“每年過春節，我都沒錢給爺爺奶奶送禮物，覺得活得很窩囊。”
打工，為不卷入“砍手黨”
阿星記得，那一批在“干那種事”的溫江村人，去年曾數次來東莞找他，想找個住的地方，他們的生活過得像流浪漢一樣。“廠里管得太嚴了，我根本沒有辦法給他們安排住”，但出于老鄉義氣，阿星拿出身上僅有的七八元錢，買了四碗米粉給他們吃，他們都吃得狼吞虎咽。“我對他們很好，他們對我也很好的，從來沒有要求我一起和他們干，因為他們也知道，我有這么一份工作不容易。”
阿星自認為是村里少數幾個正經打工的年輕人，不想去傷害別人，不想走不歸路。
但他仍然無法擺脫與砍手黨的交往。他早在15歲時，就為砍手黨做飯燒菜。去年有一段時間他找不到工作，團伙里的老大還收留了他，他也看過他們搶劫砍殺的場面。所以，他又非常擔心自己身不由己，卷入其中。“老鄉是一張網，你擺脫不了的”。阿星在找工作、困難時接濟生活等方面，除了老鄉，他沒有其他人可以依靠。
阿星今年從東莞到潮陽打工，他說就是為了擺脫“砍手黨”等不良老鄉的陰影。結果到了汕頭，他就跟別人說，老鄉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后來用于殺人的刀，就是工廠宿舍里的一位老鄉準備搶劫用的。
“新生代民工”定義
有關專家對“新生代民工”作出如下定義：年齡18歲到25歲，以“三高一低”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與父輩不同，“新生代民工”不再老老實實地待在最臟、最累、最“沒出息”的工作崗位上，不再省吃儉用攢錢往家里寄，更不會掙夠錢回家蓋房娶媳婦。
“我們寧肯餓死在城里，也不會再回農村”——這是“新生代民工”的“共識”。
一方面，“新生代民工”主動“拋棄”了農村；一方面，因為隔膜和歧視，“新生代民工”又被城市所拒絕。
其實，這些“新生代民工”遭遇的并不是什么“新生代”問題，依然是沒有足夠的福利保障，依然是政策和情感歧視的問題，依然是城鄉差別問題。
殺人罪行不應同情
這個“渾身散發血腥氣息的乖孩子”的血色悲情傳開后，網上許多人把同情留給了阿星，而把譴責矛頭指向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針對輿論此種論調，率先報道阿星殺人事件的《南方都市報》隨即發表社論稱：不應該如此同情和贊賞一種殺人罪行的血腥和殘忍，悲情美學和“英雄”邏輯的幻覺中容易將事件簡化和浪漫化，阿星固然有其深遠的悲哀，但是他殺人有罪這一點必須澄清，不能把一切罪行推到一個抽象的社會頭上去。
“我爸跟他沒仇”
“他怎么會殺死我爸爸，又沒有什么仇！”被阿星砍死的工廠主管鄭炳榮的小女兒鄭愛璇說。鄭愛璇讀完中學就在村里的工廠上班，她和父親的工作是家里的主要收入來源，鄭炳榮還有一個大女兒，現在汕頭讀大學，媽媽主要在家里做點家務。
鄭愛璇對阿星也有一些印象，“平時跟我爸也是有說有笑的，即使有意見也都只是工作上的，何必要對我爸爸下毒手呢？”鄭愛璇說：“對阿星恨也沒有用，父親都已經死了，我相信政府會公正處理的！”
一個意外
陌生少女寄來情書
12日，給阿星的一封名為《想對阿星說的一些話》的特殊情書傳真給記者，落款為“最熟悉的陌生人，我姓許”。許姓女孩今年19歲，她說自己和阿星同病相憐，15歲就出來工作了。
在這封信的字里行間，充滿了女孩的柔情和憐愛。盡管如此，女孩也十分理性，她說阿星的做法在她眼里是愚蠢的。
女孩在結尾寫道：“我知道你沒嘗試過戀愛，如果有一天有機會的話我愿讓你嘗試……”
據《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