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顧保孜 1941年1月，這是歷史上一個用血和恨鑄就的日子。
皖南事變，數千新四軍將士倒在國民黨圍剿的槍口下。硝煙未盡，蔣介石發布取消新四軍番號的通令。危急關頭，蘇北鹽城的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在灑滿皖南烈士鮮血的征途中挺身站
立起來，用單薄且頑強的脊梁承擔起重建新四軍軍部的重任。新軍部所屬的7個師用血肉之軀抗御著國民黨的軍事“摩擦”，日軍的瘋狂“掃蕩”和地方各種反動勢力的攻擊。為此，新四軍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用血用生命用中華兒女年輕的生命換取了新四軍走向成熟的腳步。 征戰的路是流血的路，只有流血的路才能通往不流血的和平之路。
1941年7月，在戰火中壯大成長起來的新四軍部，在日軍狂叫“鏟平新四軍軍部”，重兵包圍鹽城時，主動撤離。至此，新軍部完成了它的組建使命。
“掃蕩”火藥味未盡，文化人紛紛奔赴蘇北根據地。鄒韜奮秘訪新四軍。
一、“天下第一文化村”
蘇北大地的“掃蕩”槍聲漸漸遠去了，秋風送來了涼爽，大地由綠色變成了黃色，燦爛的金黃色在平原上一望無際。稻子一大片黃一大片金地等待收割。農田的四周長了一層短短的毛茸茸的野草，綠綢帶似的捆扎著莊稼田。
如果不是村莊路口把守著全副武裝的士兵，如果不是遠處隱約的炮樓，是很難將這寧靜的鄉村景象和剛剛過去的“掃蕩”聯系起來的。
在這個涂金的平原上，有個叫“賣飯曹”的奇特地名的村莊。據說這個名稱的來歷要追溯到明朝一個曹姓家族，當年他們從蘇州遷徙淮安定居時，發現他們居住的地方位于一條官道邊上，每天人來客去，熙熙攘攘，長期被蘇州繁榮商業熏陶的曹家人，意識到他們眼前是一條生財之道，便在路邊設立了賣飯的攤點，并響亮地打出了“賣飯曹”的牌子。這個賣飯曹村在叫賣的吆喝聲中，在鍋碗瓢盆的撞擊聲中，逐漸發展起來，成為方圓百里都知道的大莊子。隨著時代的變遷，賣飯曹村的人早已不再以賣飯為生，但老祖宗留下的村名連同他們輝煌的歷史一代一代傳了下來。
1942年秋，村子里出現了許多戴眼鏡，口袋插筆，手不離書，穿著新四軍軍裝的知識分子模樣的人，他們在“賣飯曹”住了下來，成為這里新的居民。已經蕭條的官道上又呈現人來人往的繁忙景象，“賣飯曹”又一次成為中間站，它的東西兩頭連接著兩個重要機構———新四軍軍部和華中局。
如果說新四軍是“天下第一文化軍”，一點不夸張！如果說賣飯曹是“天下第一文化村”，也一點不夸張！
皖南事變后，鹽城成為華中戰場的“延安”，與之相連的上海和江南的蘇杭古城，已經淪陷。在日本鬼子大量涌進城市的時候，城市里的左翼文人和熱血青年卻在大量地涌出，相繼去尋找民族正義的戰場，奔赴抗戰第一線。當時大城市里的年輕人分為四個等級：一等當八路，二等投老蔣，三等靠著閻老西，四等當偽軍留罵名。
從1941年5月到1942年5月，一年間，一大批知名的文化人士有的從皖南事變中突圍出來；有的從上饒集中營九死一生逃出來；有的從淪陷的城市投奔而來；有的是從遙遠的香港來這里的；還有的是漂洋過海的海外游子……這些知識分子從四面八方匯集到蘇北根據地。
他們中間有經濟學家薛暮橋、駱耕漠，國際問題專家錢俊瑞，作家孫冶方、貝葉、夏征農、黃源，自然科學家孫克定，著名記者范長江，文藝理論家蔣天佐、艾寒松，《靜靜的頓河》譯者金人，戲劇家阿英，作曲家賀綠汀、孟波，音樂家何士德，畫家胡考，木刻家賴少其，考古學家呂振羽，著名新聞出版家鄒韜奮，日本問題專家張百川，舞臺裝置專家池寧等數十人。再加上原來在抗大第五分校、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校的知名文化人士，總共有數百人之多。
有這么龐大的一支高學位的文化大軍，是新四軍歷史上史無前例的一頁。
新四軍從建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視吸引知識分子的工作。那時，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項英、葉挺、葉劍英、博古等領導人，通過各地八路軍辦事處介紹了不少的進步知識分子參加新四軍。其中大多數是文化界的青年骨干。皖南事變后，一部分文化人突圍回到了新四軍，成為新軍部的文化骨干。
和文藝有著不解之緣的陳毅，在蘇北反“掃蕩”濃烈的火藥味中，仍不忘招賢選能的工作。他指示第1師師長粟裕負責派人去上海去香港聯絡進步愛國人士。當時著名記者范長江正流亡在香港，在他舉目無親，舉足艱難時，見到新四軍派去的人，頓時熱淚盈眶。他主動承擔起香港流亡知識分子的聯絡工作。不久，范長江、鄒韜奮陸續到達蘇北根據地。
看見知名的文化人成批成批來到蘇北根據地，陳毅、劉少奇等領導人高興得嘴都合不攏了。
“我們蘇北進入了新文化時期，文藝復興嘍！”陳毅扯著川戲般的唱腔道。
當時軍部常常都處在戰斗和流動的狀態中，不能把更多精力分用在這些文化人的身上。一個大膽的設想涌上陳毅的腦際：能不能在蘇北找一處相對穩定的村莊作為文化人落腳的地方？這個地方要有專人管理，以保障文化人的生活和工作。
所以，位于軍部和華中局之間的賣飯曹村便成為文化人落腳的最佳地點。有了營地后，陳毅又開始物色“村長”。他突然想起了從皖南事變突圍出來的楊帆，就叫警衛員找他來，一同商量如何安置好文化人。
楊帆是北京大學文理學院畢業的高才生，曾經受黨的委派在南京戲劇學院任職，從事左翼文化領導工作，1938年他調到皖南新四軍軍部，任葉挺的秘書，后來又經歷艱難險阻從皖南戰場上突圍出來。這人不僅意志堅強，而且特別有才華，無論是政治思想還是業務能力，陳毅都信得過他。不過，這個楊帆決不是那種概念化似的英雄人物。除了諸多英雄似的優點，還有諸多非英雄似的怪癖。他外貌讓人一看，就和英雄氣宇軒昂絲毫搭不上，瘦骨伶仃，衣冠不整。再看此君終日煙不離手，香煙就像他手上多長的一個指頭。城墻失火，殃及池魚，其他10個雞爪似的指頭長年累月被動“吸煙”，熏陶成了煙葉褐色……不過這些都還好說，畢竟吸煙、不修邊幅或者形體不佳都屬于他自己個體的事，充其量周圍的人受點“空氣污染”、“妨礙視覺”等小恙，總體無礙大局。眾所周知的是此公不僅清高傲氣，還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義之氣，遇到不順眼的事情，他絕對會出面打抱不平，得罪了很多人，遇到不順眼的人他也會視之白眼，絕不會掩藏自己半點的喜怒，他的臉就是心靈活動的晴雨表，是冷是熱全在臉上寫著呢。但他正直，有公心，責任感極強，也是眾所周知的。久而久之，大家送他一個“怪才”的綽號。第一個字是不滿，第二個字是佩服。
“你的任務有三點，一是擔任軍部、華中局文化人的聯系人；二是主持文化村的工作；三是辦好食堂、俱樂部，照料好文化人及家屬的生活。”陳毅將任務交代給楊帆。
楊帆什么話也沒說，看了一眼軍長，從桌上抓起一包沒有抽完的香煙放進自己口袋里。他也不是第一次從軍長桌子上拿煙，習慣快成自然了。
“唉唉唉，……你的煙呢？”陳毅急得指著楊帆的衣兜問。
楊帆從另一個衣袋露出香煙的一角，又揣了回去。這不是故意氣軍長嗎？
“軍長，我不過抽了你幾支煙，你把好幾十人都交給我了。你還覺得吃虧啊！”
“你可是答應，君子一諾千金！記住，這些文化人要是出了什么事，老子拿你是問！拿去，再給你一包。我的村長同志。”陳毅從抽屜里又拿出一包香煙，丟給很少使用火柴，用煙屁股點煙頭的楊帆。楊帆毫不客氣又裝進兜里，轉身就走。
從不說豪言壯語的楊帆，沒有辜負軍長的希望，把文化村辦得有聲有色，在物質貧乏的條件下，他就像頭腦精明，善于活動，有路子的村長一樣，愣是想辦法搞到各種稀有的副食，改善大家的伙食，保證了生活物資的供應，讓文化人享有名副其實的團級干部待遇。文化人在這里尋找到了一方凈土，在嶄新的精神“家園”里煥發了工作熱情，創作出不少精神產品，成立了各行各界的抗日協會，團結了一大批民主人士。“文化村”一時成為新四軍最有特色的一個陣地。
陳毅的詩寫得很好，在他倡議下，“文化村”成立了湖海藝文社，邀請詩詞愛好者吟詩作賦，寫出許多有進步思想的抗日佳作。這個湖海藝文社至今還在鹽城活動，是老同志們頗為自豪的文化團體。
到1942年底，軍部開始轉移到淮南黃花塘，陳毅將“文化村”委托給堅持蘇北抗戰的第3師，楊帆也由軍部調到第3師，一邊繼續擔任“文化村”的“村長”，一邊兼顧第3師保衛部的工作。
二、鄒韜奮秘訪新四軍
幾乎同一個時間，一個特殊的三口之家躲過敵人的道道封鎖線，由上海抵達了蘇北的靖江縣碼頭。
當身份為“李晉卿”的人一下碼頭，第一件事是從包里取出圓形的金絲邊眼鏡，端端正正戴在臉上，雙手反背，好奇地張望四周的環境，大口大口呼吸著帶有水汽卻是自由的空氣……他給憋壞了，為了改變他的模樣，近千度的近視眼，愣是堅持了好幾天沒有戴眼鏡，天天糊里糊涂地看世界，有時不得不費勁地瞇虛眼睛以凝聚視物焦點，盡管是徒勞的，但他多么渴望能看清沿途的景物。一路上不僅視線糊里糊涂，而且身體也是病病歪歪的，像一個在上海求醫無望返鄉的病人。他的身邊相陪伴的是70多歲姓華的老太太，是這個特殊家庭的“長輩母親”，還有一個20多歲的女子，叫王蘭芳，是這個家的“妹妹”，她始終攙扶著病重的“哥哥”。他們三人逼真的組合，居然瞞過了上海碼頭森嚴的檢查，登上了到蘇北的輪船。
要知道，當時只要有人發覺一點破綻，這個摘掉眼鏡，要人攙扶的病人，便成了敵人日夜搜捕通緝的要犯，他就是鄒韜奮，著名的“救國七君子”之一。1937年6月在全國聲援下，蘇州監獄被迫釋放了他們7人。這之后，蔣介石總是覺得心口卡了個核，不舒心。他曾經密令各地密切注視這些人的行動，如果抓到立即就地處罰，鄒韜奮和其他幾位“君子”們在白色恐怖中，紛紛離開了上海。
這次他偷偷從香港回到上海，準備到延安根據地。在去延安之前，他第一站準備先到蘇北根據地訪問，然后再由蘇北去延安。他在上海等候蘇北來人接應期間，周恩來親自為他去根據地作了細致的部署，通知華中局和上海的地下黨，要絕對保證鄒韜奮的人身安全。在大家幫助下，除挑選扮“母親”和“妹妹”的人選外，還派了兩個交通員在暗中保護他們，負責帶路和聯絡。
在日本憲兵和漢奸密探的眼皮底下，他們順利抵達了長江北岸的靖江縣，這里是新四軍第1師的防地。鄒韜奮還在長江上航行時，中央已經電報通知了新四軍軍部，告訴鄒韜奮抵達的日期，正好陳毅要去淮北第2師布置反“掃蕩”工作，沒法親自迎接鄒韜奮，就指示蘇中區黨委和第1師：一定要接待好遠道的客人，保證其安全。并轉達他的歉意和問候，希望以后能在鹽城見面，共同商談華中抗日根據地的文化出版工作。
鄒韜奮他們一上岸，很快被第1師接到他們的駐地東臺三倉河。
三、一個充滿民主自由的嶄新世界
蘇北根據地，一個嶄新的世界！令這個一輩子倡導民主革命意識，致力文化救國的老知識分子激動不已！他在根據地接觸了各階層人士，參觀訪問了學校、部隊、抗日救國基層組織和農民的家庭，和大地主們談心，連和兩面派的地主談話，他都認真做了記錄。他連日偽根據地的學校也作了多場報告。
不過，“報告”這個詞，是鄒韜奮在根據地學會的新名詞之一。
他在第1師待了半個月，日軍開始“掃蕩”，師部隔幾天就要轉移駐地，鄒韜奮這時耳病已經很嚴重了，整天淌水，一陣陣地劇烈疼痛。和師部一同轉移的日子里，常常因為在馬背上顛簸，震動加劇了疼痛，伏在馬背上直不起腰來。
大家憂心忡忡，覺得這樣不行，太痛苦了！就送他去阜寧軍部駐扎的地方，那里有黃克誠的第3師，還有專門為文化人辦的“文化村”，醫療條件也相對好一些。
他到阜寧后，黃克誠熱情邀請他去師部作報告，他愣住了，揚起清瘦的臉龐，推了推眼鏡，不解地問：“作什么報告？”
“就講講你在淪陷區和海外的見聞和你自己的見聞！不拘一格，自由發揮。”黃克誠不知道鄒韜奮不明白“報告”是什么，還以為問報告的內容。
鄒韜奮奇怪了：“這叫報告？不是演講嗎？”
“對對，是演講。不過我們根據地都管演講叫報告。”黃克誠這才明白過來，連連解釋。
“啊呀，我在根據地學會不少新鮮的名詞。以后寫文章，詞匯都要生動許多。老百姓的語言真是精彩極了，如果不來親耳聽聽，關起門來，這一輩子也想象不出來。”鄒韜奮擼了擼頭發，深有感觸地說。
鄒韜奮抱病在鹽阜一帶又采訪了幾個月，對新四軍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有了進一步的了解。這時他耳疾卻日益加重，疼痛起來，恨不得要滿地打滾。服嗎啡之類的藥物也只能短時間鎮痛。黃克誠親自為他請來五官科的專家，檢查結果令人擔憂，可能是絕癥！大家不得不動員鄒韜奮去上海治病，等病愈后再來蘇北繼續訪問，為減輕路途震蕩，專門做了張吊床。
鄒韜奮躺在支撐在船艙的吊床上，充滿信心對送行的人說：“敵后抗日根據地是全國最理想的地方，我多年憧憬的民主自由，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了。這是了不起的事業，理想變成現實是一件非常難卻非常有意義的事情。沒有正確的政策和路線是不可能成功的。我原來還想去延安好好看看，可我的身體不爭氣，只好先治病，等病愈我再來！”
和鄒韜奮一同去上海的還有作曲家賀綠汀。
賀綠汀一年前就被軍部安排去延安工作，和劉少奇一起走的，走到山東境內接中央通知，說路途敵人封鎖很嚴，大批人馬不能通過。賀綠汀和大部分人只好又返回蘇北，改由上海坐火車到北平，再到太原，然后進入陜北的延安。
四、記者生涯的最后一次行程
鄒韜奮在蘇北根據地訪問了5個月。這5個月時間并不長。但這是他奔波一生，記者生涯的最后一次行程。
1943年5月返回上海他便沒有離開病榻，直到1944年7月去世。
在他去世之前，1944年2月24日鄒韜奮還在上海召開記者招待會，專門介紹蘇北抗日根據地見聞。
記者們見十分消瘦的鄒韜奮沉浸在對蘇北回憶中，不禁為他的身體擔心，問：“鄒先生病中跋涉，辛苦萬分，現在身體怎樣了？可否恢復？”
鄒韜奮充滿信心地回答：“謝謝你們的好意。我因在病中，不能和大家多多接近，希望大家原諒。我的身體再經相當時期休息，當可恢復。”
一個記者高聲說：“鄒先生，你對根據地印象如何？”
這一下，又打開了他的話匣子。”很興奮，我有兩個最深刻的印象。第一是共產黨對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忠誠，充分而周到地照顧各階級的利益，使根據地人民緊密地團結起來，堅持了敵后抗戰。第二是民主政治的實現，三三制的徹底執行，使民主政治真正成為人民大眾自己的政治。真使人興奮極了！我看到老百姓熱烈擁護政府，使我對于十余年來為民主政治而奔走的信心更加堅定了。”
接受這次記者訪談后的5個月，鄒韜奮在上海病逝。
他臨終時，床頭邊還放著他和17名華中抗日根據地新聞、文化界著名人士聯合簽名，要求”中外記者團”訪問華中抗日根據地的電文。
死亡對于未了情緣的鄒韜奮來講，腳步似乎過于匆忙，他的整個身心還沒有從華中抗日戰場上抽脫出來，病魔便奪走了他剛剛50歲的生命。然而，他生命最后的驛站選擇了訪問新四軍抗日根據地，這本身便是一次生命的升華。
噩耗傳來，蘇北根據地的軍民為這個忠誠的民主戰士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一直沒有機會和鄒韜奮謀面的陳毅特別傷感，寫下了詩句寄托他永遠不能忘懷的神交情感。
（摘自《鐵血N4A》該書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
